影响恶劣？
萨德不仅在写作方面偏走极端，在个人生活中也是放浪不羁。他惹出了一大堆麻烦，为此他人生中的三分之一都是在监狱和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道，“人生这场戏，我的幕间休息实在太长了。”）在他于1814年去世以后，他的书很快遭到了封杀。然而就在作品蛰伏期间，他所描绘的黑暗道德图景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画不了西班牙王室成员的微妙讽刺画像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就致力于创作疯狂的版画系列——随想曲、战争的灾难、前一夜的梦境——在这些系列中，残酷战胜了美德，而无意义战胜了理性。在他最著名的版画里，一个人正打着瞌睡，也许正是画家本人，他被自己噩梦里的野兽搅得心神错乱。这幅画的说明文字是“理性入眠，怪物因生”。福柯将戈雅的画作，尤其是他那严峻而极具讽刺意味的随想曲系列，看作是萨德著作的天然对应物。他表示，在两者中“西方世界都看到了通过暴力来超越自身理性的可能......在萨德和戈雅之后，非理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决定力量之一。”
在萨德勾勒的道德图景中，人类不受理性的支配，身体会在极端的状态下得到释放。他的想法影响了19世纪早期的许多艺术家，特别是欧仁·德拉克罗瓦（ Eugène Delacroix ）和杰利柯·西奥多（ Théodore Géricault）。但他的作品却鲜为人知。在世纪之末，“神侯”才真正得以重新发掘。对于一些人来说，萨德的作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对性的猎奇心理。（维多利亚时期诗人查尔斯·斯温伯恩十分崇敬萨德，他曾以笔名写过一篇冗长乏味的讽刺史诗，讲述小男孩们被鞭打的故事。）然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们看到了萨德更大的价值：他是一位哲学家，注视着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恶之花》（ The Flowers of Evil）中写道，“我是伤口，也是那锋利的刀刃！/我是巴掌，也是那挨打的脸颊！”《恶之花》是最早将萨德原则重新运用到文学写作的作品之一。萨德的性生活是完全公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的性生活却是完全保密的，而尼采显然欠了侯爵一个很大的人情。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首次使用了“超现实主义”这一说法，他也编辑了萨德的第一部作品全集。萨德的作品里有关性和暴力的场景往往都不符合解剖学原理，因而成为了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早期灵感的来源。
但并非只有他们。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讲述了一位殖民地官员在刚果发疯的故事，它本质上是一部萨德式小说。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颓废大作《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也是一部萨德式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位教授，而他内心里唯一真正的欲望却是社会的道德禁忌。若是没有萨德的启发，很难想像弗洛伊德还能提出自己独创性的学说；正是萨德在早弗洛伊德的一个世纪以前指出了人性的核心即是性欲。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导演了惨不忍睹的《萨罗》——一部根据《索多玛120天》改编的影片；帕索里尼也被认为是萨德最伟大的电影学生。萨德也深深影响了各种大相径庭的传统电影形式，从大岛渚（ Nagisa Oshima）的《感官世界》（ In the Real of the Senses ）再到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垃圾电影”。
他无所不在，但他依然使我们感到恐惧。为什么？因为萨德提醒我们，任何冷静客观的分析都是无用的；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而理性必须要服从更深层、更可怕的冲动。甚至他那些所谓的崇拜者们都觉得无法忍受——在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2000年电影《鹅毛笔》（ Quills）里，由杰弗里·拉什饰演的萨德被美化成了一个捍卫守法的言论自由的殉道士（电影里还配有一段荒谬和绝对虚构的残缺片段；实际上，萨德是平静地死去的）。但是，萨德代表的是极端，而不是自由。他是时代的先知。如今这个世界正不断突破政治、经济和生态的极限，我们会发现他对于人性的黑暗定义看起来愈发地冷峻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