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6日，雷鬼音乐超级明星鲍勃·马里本该迎来七十大寿的生日。他的朋友薇薇安·高德曼（Vivien Goldman）探寻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活跃分子怎样逐渐变成无忧无虑聚会代表的过程，向其长久不衰的影响力致敬。
“我真的没有说过别人坏话，因为我挺看得开，”鲍勃·马里曾经告诉我。“那是无知散漫的人的标志。我宁愿只是了解情况，弄清楚事情真相，辨别是非。”
鲍勃·马里敢于选择立场，不害怕站在道德权威上唱歌。随着世界各地举行许许多多的活动来纪念他曾经所参加过和歌唱过的斗争，我问自己：如果鲍勃能活到70岁，那他会怎么庆祝生日呢？他会写什么歌呢？
当美国国内警察不断杀害黑人男性同胞促使了多民族发起的“黑人也是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鲍勃演唱了《没有女人，没有哭泣》（No Woman, No Cry）和《约翰尼是个好人》（Johnny Was a Good Man）；当宗教极端主义发动恐怖袭击，而残忍暴行隐匿时，鲍勃演唱了《我们和他们》（We and Dem），“我不知道我们和他们将如何解决问题”；当北极融化、非洲湖泊干涸，我们都渴望 “自然的奥秘在空中扑面而来”，一致同意拉斯特法理派成员（Rastafarian）所谓的“巴比伦”制度——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是高压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吸干受难者鲜血的吸血鬼，”。然而，时至今日，鲍勃·马里常常以深受年轻一代音乐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形象出现，就像当初莱德贝利（Leadbelly，1888~1949，美国民谣的传奇人物）于我一样，是一位富有魅力却远在天边的偶像。
我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一门课程，名叫《马里与后殖民主义音乐》（Marley and Post-Colonial Music）。实际上，当你教授你认识的人时，会发生一些离奇的事。其中最稀里古怪的？比如《星期六晚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在电视上拿我这一门课程开玩笑。赛斯·梅耶思（Seth Myers）面无表情地说道，“纽约大学教授关于鲍勃·马里的课程命运不济，只能安排在早上8点钟。” 更有趣的是，我不明白这个笑话的意思。（我的学生也不明白，直接发邮件问我：“我们真的要那么早上课吗？”）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他们认为鲍勃·马里吸大麻比他的音乐更加出名，同时也暗示他的粉丝一定是懒鬼。不过，上我这门课的学生是顶尖学生，而且我所知的鲍勃·马里也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对他而言，大麻是长矛，是工作道德的利器，无懈可击、永不停息、甚至是残酷无情。业内人士经常笑称鲍勃·马是“第一个坐上巴士，最后一个离开演播室的人”。这是他领导力的一部分，不过，这并不是他在大部门人们心中的形象，尤其是在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