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流行网站的音乐编辑近来告诉我，他想播放马里的音乐，而中西部大学的广播台程序员们因此而嘲笑他，他们认为这明显是行为怪异的表现。
现在如果广播真的播放鲍勃的歌，那也是舒缓柔和的歌曲，而非闻名的愤慨激昂的歌曲——收录在如《传奇》、《金士顿12》（Kingston 12）专辑里。《出埃及记》里面既有对抗斗争的歌曲，又有阳光普照高地的歌曲，我的学生们学习《出埃及记》以及它的排序时，意识到虽然他们都听过愉快甜蜜的爱情歌曲，但是没人听过斗争的歌曲，而鲍勃的歌就是这样。但是有人批评鲍勃《出埃及记》的曲风与柔和甜美的《日本榧树》（Kaya）类似，不过，我仍然记得鲍勃唱到“我要唱同样的歌多久”时，他那疲惫的笑容和轻微反抗的语气。
“如果我身后有更多的人，我会更加激进！”他坚持道。但是鲍勃也很高兴能达到一个新高度。他不想只被视为一位士兵，因为“你有时候得想起女人，唱像《调暗灯光》（Turn the Lights Down Low）一样的歌曲。”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曾经的斗士，在民众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大众情人或是聚会上自我感觉良好的花花公子。但正如鲍勃在音乐中所唱的，“我喜欢的是发展的过程。”
经常有人问我鲍勃·马里是否真的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确实是，他并非完美无缺，但他在努力实现理想，真诚无比。他曾经对我说，“真理就是真理。有时候你得做出牺牲。你不能总是躲躲藏藏，总得吐露真理。如果有人因为你说出了真理而伤害你——那么你至少说出了真理。”
我与鲍勃这些交谈发生在1976年，也是他人生中的关键时刻。1975年，我在环球唱片公司（Island Records）当了他7个月的公共关系人。队里的部分成员帮助他在英国凭《没有女人，没有哭泣》一炮打响。接着，我开始经常在路上或是在家写关于他的故事。有一次任务中，鲍勃邀请我去他金士顿希望路的家中，我们进行了一次有着命运转折的亲密交谈。
我录下了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部分对话。那些对话有着浓浓的弦外之音，我并不能马上明白其中的意思。有一次他说，“牙买加是一个可笑的地方。人们非常喜欢你，以致他们想要杀你。”我以为他是言过其实。在演播室录制他最阳光的歌曲之一《微笑牙买加》（Smile Jamaica）时，他看起来焦虑万分。他告诉我，“牙买加人必须微笑。这儿的人们烦恼太多了。” 当天晚些时候，他在希望路的院子里漫不经心地弹吉他，作有关大鱼吃小鱼的词，后来出现在《羞愧》（Guiltiness）里。鲍勃预测道，残忍自私的掠夺者会“不择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果然，那天我离开希望路去伦敦后，四个政治激进的枪手闯入了希望路避难所，向鲍勃、他的妻子Rita和经理唐泰勒（Don Taylor）开枪后逃逸。之后，鲍勃和哭泣者乐队（the Wailers）逃亡到国外一年半。
在我研究自己写的《出埃及记的书》（ The Book of Exodus）时，有个黑社会头目的妻子，也是拉斯特发力信徒透露称，她的丈夫发现了枪杀鲍勃的阴谋，曾打电话警告他。尽管鲍勃当时向那些恶毒势力暗示，他对谋杀自己的计划心知肚明，甚至在开枪前，他就知道枪杀即将来临。两天后，他仍继续举行了《微笑牙买加》音乐会，意在1976年12月大选之前鼓舞团结人民。大学老师和政客都想拉拢鲍勃到他们那边。12月5日，鲍勃在台上表演，手上还缠着绷带，手臂里还有一颗永远存留的子弹；拔掉子弹的话可能会使鲍勃以后再也无法弹吉他。所以他很清楚选择政治立场的后果，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这就是勇气。
鲍勃有着求真务实的世界观，有些人说那是愤世嫉俗。1976年拉得布·罗克丛林（Ladbroke Grove）老街的诺丁山嘉年华发生暴乱时，我正巧在金斯顿（Kingston）与他交谈。我气喘吁吁，告诉他取缔嘉年华计划的最新消息，静静等待他的回复。他的回答深谋远虑，同样适用于今天更加大型的冲突，他如此说道，“我们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引起这些问题的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事情是有计划的，因为人们一定是变得太革命，或是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从来没有忘记牙买加人的根本，“我们都曾是从非洲运来的奴隶，这是事实。这是真真确确的。所以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只想让我们依然当奴隶。如果你谈论这些的话，”他继续道，带着不同寻常的嘲讽，“他们说你在谈论政治。他们能够天南地北任其高谈阔论，而一旦我所认为的方式有违于他们，那便是死路一条。遵守也是死路一条，因为如果你遵循他们，你就完了。”
一位将生命托付给信仰的音乐家，在歌曲中传达自己的心声，甚至小孩子都能哼唱他的歌曲？这种说法今天听起来近于怪谈。既然音乐家都不再像他们曾经那样奋起反抗，那么鲍勃·马里的信息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