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是有原因的。20世纪头十年，维也纳人口呈爆炸性增长，妇女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放荡的享乐主义也不断滋长。然而当时奥地利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阶级分化明显，人民依然限制在这个死板的社会构架里。“下层和中下层妇女有了更多的自由，但上层妇女生活却颇受束缚，”奥地利和德国艺术专家皮特·维尔戈说道。维尔戈是《1898年至1918年的维亚纳艺术》（ Art in Vienna 1898-1918）的作者。同时，可以说下层人民的经济压力促使年轻女性开始兼职。“当时艺术模特和妓女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且混乱不堪的，”维尔戈解释道，“克利姆特和席勒的模特常常也兼职妓女。”在中产阶级眼里，两者区别不大。
埃贡·席勒作品《身着红衬衫，曲起膝盖的威利》，画于1913年（图源：纽约萨巴斯基私人博物馆馆藏）
威利可能不是一个“格拉本仙女”（Graben nymph）。“格拉本仙女”源自维也纳中央大街街名，指代此街上成百上千的阶层略微高一点的妓女。1911年席勒和威利是怎样认识的依然不为人知。也许是克利姆特将她引荐给自己年仅21岁的门徒。又或者就像席勒招募模特的老路线一样，在街上还是申布伦公园里遇上了她也说不定。威利最初有一套公寓，还收到了模特工作的报酬，这表明两人之间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但在1912年，画家与模特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这一点大多数史学家都不怀疑，在席勒的作品当中也显而易见。“她不仅仅是一个模特。她还会激励席勒自我反省，是席勒职业生涯的大福星，”已逝的鲁道夫·利奥波德之子迪特哈德·利奥波德如是说。鲁道夫收藏的大量维纳斯上世纪末的画作是其名下博物馆的主要馆藏。“我们试着说明这一点。”
这次展会展出大约200件藏品，其中有50件席勒作品，因此观众能重温席勒名作，沉思这个维也纳女人1个世纪前的处境，了解奥地利艺术史上最具神秘感的缪斯。游客或许会被威利的商业头脑所惊呆——她替席勒整理工作事务，与收藏家和画廊老板联系，并处理行政职责，付房租，发表文章和画作。
埃贡·席勒作品《埃贡·席勒灯笼草背景自画像》，成于1912年（图源：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馆藏）
此外，她的敬业态度也很令人吃惊。她孜孜不倦地做着模特的工作，她替席勒管理其他模特，有时也和她们一起尽模特本分。她还陪伴席勒到达郊外，进行他那注定无果的绘画工作。席勒觉得城市太过压抑闷迫，便撤到了克鲁姆洛夫市的波西米亚镇，随后搬迁到近维也纳的新伦巴赫村。这对情侣的未婚关系和越距行为惹毛了两个小镇的人。1912年，席勒在新仑巴赫村因涉嫌引诱和绑架未成年人，被监禁近一个月。监禁期间威利为他送饭、送画具。他最终被定罪为：向未成年人展示色情物品。出狱后不久，他完成了《埃贡·席勒灯笼草背景自画像》和《威利肖像》。这两幅作品常被当作“一对”，象征着他们两关系有了转折，也标志着席勒的艺术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这之前席勒的肖像画总有这么一股色情味儿，但心理剖析微乎其微，”维尔戈说，“《威利肖像》真正记录的其实是席勒对另一个人情感的觉醒。这是给一个真实的人画的一幅真实的肖像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