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女性站起来做出了什么反抗？这个单子列出来可以跟中国的辉煌历史互比长短了。性别歧视甚至在女性出生前就开始了。在计划生育政策（one-child policy）的影响下，有些中国父母像中毒一样，出于性别选择的需要或是故意流产或是杀害女婴，以致男女比例的失衡，每100个女孩所对应的男孩达到118个。口头上的歧视会继续贯穿这些女孩的一生。流传甚广的一些数据为中国勾勒出一个乐观的图景：上大学的女性人数超过了男性（49.6%），并且，许多处在管理位置的中国女性都是公司总裁（19%）。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著名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
不过实际上，这些数据隐瞒了更痛苦的事实。某些地方对女性准入要求很高——或者干脆完全禁止女性的介入。大学政策又将其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的数据显示，超过72%的女性清晰的感觉到，“不能录用或不能升职是因为性别”歧视。当然，也有75%的女性相信，她们是因为结婚或生孩子才被解雇的，她们心里也害怕这种情况会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而进一步恶化。
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中国对女性权利的维护有所倒退，正如丽塔·洪·芬奇（Leta Hong Fincher）在她2014年慧眼独具的新书《剩女》（Leftover Women）中生动描绘的那样：在现代中国，性别不公又卷土重来了。洪·芬奇以“剩女”——超过27岁的单身女性，她们被嘲笑、被看不起——为例开篇，接着，她展示了剩女的数量如何为女性铺平了通往社会不公、失去财产权以及遭受家暴的道路。洪·芬奇分析得很有道理。据2013年一项令人震惊的调查揭露，50%的男性对他们的妻子有肉体上的或性爱上的虐待。同一年联合国宣布，受调查的998个中国男性中有22.2%的人强奸过女性。难怪那时中国在187个列于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性别不平等指数（伊朗在中国之前排名75）的国家中只能排名91。
最麻烦的一方面在于，女性们最大的敌人往往是她们自己。我们经常听到富裕的、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认为自己不如男性，且对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嫁得好比干得好来得有价值。
有时候，妇女最大的敌人是她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