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乌克兰欧洲杯，丹麦与德国比赛前，一位丹麦球迷正在畅饮
独立运动与禁酒运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908年，即冰岛独立后的第四年，政府就“从1915年起全面禁酒”的提案举行了全民公投。约60%的公民投了赞成票。尽管当时妇女没有投票权，但她们仍然对此作出了声援。
“当时，禁酒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行为，就如同现今的禁烟。”帕尔森说。
然而，在禁酒令实施后不久，走私酒和家酿酒出现，大使们也需要酒精来推动外交事务的进行。这些都使禁酒令的效力逐步削弱。
“不管疾病大小，医生开始大量把酒精当作处方药开给病人。他们会给焦虑症病人开葡萄酒，给心脏病人开白兰地。”帕尔森说。
但啤酒从来不是“医生的医嘱”，尽管也有人认为它是治疗营养不良的好办法。“主治医师坚决否认这一说法，并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啤酒都不适合当作药物。”帕尔森说。
禁令阻挡之下，酒精还有别的渠道流入市场。
“禁令支持者抱怨道，过去油漆工从不用烈性酒清洗刷子，现在每年都要用掉很多烈性酒，”帕尔森说，“所以酒精从各个方面流入市场。”
后来，西班牙又威胁道，如果冰岛不购买他们的红酒，他们将停止进口腌制鳕鱼——冰岛当时盈利最大的出口产品。政府迫于压力，于1921年将产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红酒合法化。
一段时间过去，禁酒的支持者逐渐减少。从前实施禁酒的欧洲国家也早就废除了这一禁令（除了法罗群岛[Faroe Islands]）。1933年，冰岛公民投票推翻了禁令。
但当时，禁令对于酒精含量超过2.25%的啤酒（普通啤酒的浓度约为4.5%）仍然有效。
直到1944年，冰岛才获得完全独立。期间，与丹麦的关联依是啤酒在冰岛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然而，只要你想买，啤酒还是很容易买到的。“假如你认识某个渔民，他的车库里或许就藏有几箱啤酒——通常都是那些最便宜和浓度最高的，而且放了很久。”帕尔森说。
英格瓦森表示，当时流行把黑死酒（brennivin ）——以土豆为原料酿造的一种伏特加酒，倒入无醇啤酒中，味道尝起来——“真是既有趣又恶心。”
帕尔森称，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城市短游度假的兴起，人们的态度才开始转变。
他称：“你会去伦敦购物，看球赛，或是进酒吧，然后你就会想，在冰岛也有这样的活动该多好。”
1979年，禁令再次受到动摇。当时，一个叫大卫·索斯坦松（David Scheving Thorsteinsson）的商人公然挑战“除飞行员、乘务员和外国游客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携带免税啤酒”这一规定。在携带6瓶啤酒被查扣后，他拒绝支付罚款。这一行动得到了议员赛威特·博格温森（Sighvatur Bjorgvinsson）的支持。他提出议案，希望冰岛居民也能享有同等权利，该议案于1980年通过。
从此，携带免税啤酒成了一项公民权利。冰岛公民可以在机场购买一箱免税的6升装进口啤酒或是8升装本国啤酒（虽是本国酿造，但在机场以外并不合法）。如果他们自己不喜欢啤酒，也可以送给家人、朋友或同事。
20世纪8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冰岛公民支持啤酒合法化。“冰岛一直存在着啤酒的消费市场，”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的成员乔恩·马格努森（Jon Magnusson）于1987年说道，“国家为何不利用税收等形式从中分得一杯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