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在线【当代名家访谈系列】——张旭光

来源:中国日报网 荣宝斋在线
2015-04-22 16:12:40

荣宝斋在线【当代名家访谈系列】——张旭光

张旭光,字散云,1955年10月出生,河北省安新县人。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荣宝斋艺术总监。教育部书法专业首席采访专家。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张旭光书法艺术工作室导师,中央美院客座教授,联合国特聘书法教授。

自1988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日本、韩国、美国及联合国总部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和交流讲学,在中央电视台、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举办讲座和专题节目;作品多次在国展、中青展、名家精品展等重大展览获奖与展出。荣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

2008年创建北兰亭,连续五年举办展览、捐赠、教学、研讨及书法电视晚会等活动。连续四年组织北兰亭书画家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展览和讲学,开启了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系列活动。

荣宝斋在线:张老师您好!首先您能否给我们讲一下您的艺术成长经历?

张旭光:我的艺术成长过程很坎坷,当然这种坎坷也是一种磨练。小时候吃不饱饭,上学上到五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1970年我在乡里上初中,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作范文来念。但那时候对学生而言,觉得上学没什么用处。我上完高中回乡,还是没出路,便去当兵了。

在当兵之前,我的书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基础首先来自家庭的熏陶。我还没开始上学的时候,家里茶具上都是父亲的行书,此外,家里也有字帖,主要还是唐楷。父亲为生计繁忙,没时间教我书法,但我有了对书法的关注。其次,我的书法水平由于兴趣而不断提升。我父亲重视书法,对我作业中写的字经常鼓励;老师也表扬我的字;同学的家长也夸我;我就对书法有了兴趣,不断让自己进步。

到部队以后,我被分到连里写黑板报,有一次,鬼使神差,我把粉笔泡了,拿毛笔蘸着写。连队自成立以来,没有人用毛笔写过黑板报,团里的领导也来看,回去跟团里汇报说一个小战士字写得很好,我就被调到团里电影组。半年后我又被调到石家庄的军部电影队。1981年,军里组织了一个全军书法展,我获得了一等奖。

198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览。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对《兰亭序》、《圣教序》进行思考,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思考怎么把字写大。我在中国美术馆办完书法展后,工作和学习的矛盾就更严重了,我就提出了转业。到了书协研究部后,1994年写了一本书,书名是《行书》,这是培训中心的教材。这本书是近期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行书八讲》的基础。我学书的经历和人生的经历相互交织,中间遇到过困难,但由于热爱书法,我不断去克服这些困难,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所以书法才不断进步。

荣宝斋在线【当代名家访谈系列】——张旭光

张旭光—行书•李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荣宝斋在线:我们知道您早期写《兰亭序》,后来写《圣教序》,您能否谈一下您在这两者之间转变的原因?

张旭光:20世纪70年代末我初学行书,便开始写《兰亭序》,一直写到1988、1989年,十年间下了很大的工夫。但我的创作需要把字写大,因为要反映这个时代的壮美,可《兰亭序》的字体对我而言不够大。所以我开始写《圣教序》。我把它和《兰亭序》做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学术的结论,就是刻帖具有符合我们时代特征的审美价值。

《兰亭序》写得很流畅细腻,但笔法太微观了,很难把字写大。《圣教序》是刻在石头上的,就把微观的内容去掉了,变得简单和大气。这个结论有非常了不起的时代价值,因为清人以前包括清人把刻帖否定了,他们认为刻帖已经走形了,被翻刻得面目全非了。我们现在发现刻帖反而比墨迹更具有这个时代的价值,它能把这个时代改革开放下的豪迈和壮美表达出来。

荣宝斋在线:那张老师,是否可以说您的实践结果救活了历史上的刻帖?

张旭光:我的切身体会得出了这个结论,至少发现了刻帖的时代审美价值。明代以后,随着建筑的高大,书法作品的尺寸变大,但明代人过于浪漫主义,把帖的优雅破坏得太多。所以我的行草书创作要吸取明人的经验,把字写大,但要保持帖学的古雅,二王的体系保留了帖学的流美和文雅。这就是《圣教序》和《兰亭序》相比,它的时代价值,以及《圣教序》和二王体系的关系。我们当代要表现豪情和壮美,同时还必须保持文雅。

荣宝斋在线【当代名家访谈系列】——张旭光

张旭光—行草-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荣宝斋在线:您近几年的书风变化很大,一改之前的秀美飘逸,转为用笔刚劲强健,意境苍茫浑然,既有深厚的传统,自己的风格又非常突出。纵观中国书法史,不少书家受到自然美和生活美的启发而使他们的书法得到突变,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今天由于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于自然的感知已经不如古人,听到这些书法上的掌故,大部分人觉得这是神话传说,您怎么看待这些掌故?您的书法风格是怎么确立的?是否有类似的感悟和追求?

张旭光:艺术风格的生成,需要一个过程。艺术家在自然和社会中获得了一种震撼之后,就会自觉追求这种意境。1991年我到西安碑林,在看碑的时候没有感到震撼,但院子里汉代的石雕让我感到震撼,它们的造型浑圆、开张、博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用书法来表达这种感觉,就像诗人有了写诗的冲动。但这种意境不是想表达就能表达出来的,因为书法不是绘画,没有具体的形象。但这种意境变成了我的审美理想,永远刻在我内心深处了。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开始研究它,进而研究整个汉代的艺术精神。汉代艺术的共同点是什么?八个字:开张、雄浑、弥漫、充满。我要表现这种意境,需要再深入研究,我研究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隶书,如张迁碑、西狭颂等,汉隶的刻石经过多年的风化,线条本身就是苍浑的,朴厚凝重,结构开张;另一方面是颜真卿的楷书,字体结构外撑,线条圆浑,但我的创作在这种圆浑中加了苍茫之感。研究后,我创作的行书在结构上变得开张,这就是时代的气象。

此外,我改变了材料和工具。过去用狼毫写小行草,我改用羊毫来表现朴厚、绵厚的韵味。以前用仿古宣,现在我用生宣,让水与墨在纸上融合。 2003年非典期间,我天天写《圣教序》,目的就是让字体既要博大又要文雅,非典以后,风格就与以前不一样了。风格的生成必定有一个契机,在生活中得到一种震撼,追求不到永远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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