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自热心读者的提问中也谈到，今年恰逢奥姆真理教信徒制造东京地铁沙林事件20周年。您也写了倾听该事件受害者心声的《地下》一书。
村上：因为是20周年，电视台播放了特别节目。我因为写书和旁听审判，自己也逐渐与此相关，于是就开始看节目。但是越看心情越沉重，无法持续看完。
记者：您在写作《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时采访了前奥姆真理教信徒。
村上：因为那个事件，很多人死去，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众多死刑判决。死亡在两方面都形成重压。不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的死亡都是沉重的。
记者：您在当时的实际采访经历中感受到了什么？
村上：我采访了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们，发现他们很多都真的相信“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在他们十多岁时，有关该预言的书籍出版，电视等也对其大肆宣传。他们心怀“1999年地球毁灭”的不安，再加上了以“弯曲勺子”为代表的诸如超能力信仰之类也夹杂其中。
记者：从那时过了20年左右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
村上：在那种土壤之上出现了麻原彰晃，他略微展示类似超能力之后，一下子就让人们着了迷。麻原把人心拉进封闭回路中无法走出，让人们失去精神抵抗力，然后去散播沙林。可以说麻原给信徒的这种故事是“恶”。我们必须写出拥有能与之抗衡实力的故事来。从《地下》一书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就是说要用开放的循环创作令人重生的故事呢。
村上：全力倾听受害者的话语，就能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许并不华丽，但大多是自掏腰包亲身经历的故事。收集这些就非常有说服力。但是奥姆真理教的人所讲述的与其说是自身的故事，倒不如说很多是借来的、缺乏深度的故事。
记者：这样的工作让您自身有什么改变吗？
村上：我产生了类似对人类自然而然的信赖感。乘电车的时候，以前我只是觉得有好多人啊，但现在则体会到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大家都努力地生活着。在此次与读者的邮件交流中，我也感到了同样的东西。因此，我将认真坦率地作出回复。
消失的国境线：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变化
记者：您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欧美是1989年在美国出版的《寻羊冒险记》英译版。这一年，柏林墙倒塌，日本的年号也从昭和变为平成。自那以后的世界变化出人意料。
村上：前不久，我重温了《阿尔及尔之战》这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影片中，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统治的法国是恶的，为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是善的。我们大家也曾为该片喝彩。而如今去看，其中做出的事情本身与现在的恐怖主义几乎一样吧。要是察觉到这一点的话，心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20世纪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是善的。以这种价值观看影片，所以能认同其行为。而在现在这个善与恶随时会变的善恶模糊不清的时代，看这部片子就会非常迷惘。
记者：您在《1Q84》一书中围绕善恶观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善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立场的东西。”描写不断变化的善恶世界是您作品的特色吧？
村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境线正在消失。有恐怖主义这种跨国境综合生命体出现。这是用西欧式逻辑与战略所解决不了的问题。说什么要击垮“恐怖主义国家”，其实凭借力量去打击之时，就是恐怖主义扩散之时。伊拉克战争期间我曾旅居美国，当时对于媒体论调的浅薄感到讶异。什么“美国的正义”的危险性之类的。
从长远来看，欧美现在发生的是其逻辑的消亡、扩散和垮台。这大概从柏林墙被推倒那时起就开始了。
记者：处于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您的作品在全球拥有众多读者。
村上：我觉得，我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与“逻辑扩散”这一现象并生共存的。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比起意识上的世界更重视的是意识下的世界。意识上的世界是逻辑世界。我探求的是处于逻辑层面之下的世界。
记者：那么作品的特点是什么呢？
村上：打破逻辑这一框架的话，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慢慢就会无法界定。也许从善恶已经固定的价值观来看，会感受到某种危险。然而，重要的是从像这样简单界定善恶的世界中跨出来。但这就只能去相信自己无意识中的指南针了。
记者：您的故事总是会从灰暗的世界转向光明。指明善之方向的指南针从何而来呢？
村上：锻炼身体、健康饮食、不要贪杯、早睡早起。这个效果出乎意料。一言以蔽之，就是过好每一天，非常简单。
东亚文化圈：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
记者：在您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主人公所去酒吧的调酒师是个中国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去中国的小船》。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一名在日韩国人女性是重要角色。应该没有第二个像您这样思考东亚与日本的关系来不断写作的作家了。您怎么看待近年来东亚的情况？
村上：东亚文化圈的潜能巨大。作为市场，它也应该能成为大规模、高质量的一个市场。就算彼此反目，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