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哈利·莱姆这个角色使得威尔斯最终揭露了库尔兹不人道的非道德主义。让他很恼火的是，餐馆总是在他进去的时候播放古筝主题曲，或者当他的粉丝们尊敬地称呼他为黑狱亡魂的时候：难道他们没看见电影中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让他详述要求定制地那部分是他对自我的谴责吗？
还是学童的时候，威尔斯写过一部关于路西法（Lucifer）的剧本。大天使路西法因试图纂夺独属于上帝的创造之力而从高位坠下。威尔斯常常怀疑自己的天赋是否伴随着诅咒，暗示着他可能是一个被诅咒的灵魂。所以，在《陌生人》中，他从教堂的塔楼上跳下，身体被发条天使（clockwork angel）回屋的剑刺穿，或者是他在《阿卡汀先生》（Mr Arkadin）的结尾处从飞机上纵身跃下。
他极度渴望找出究竟自己哪里做错了，在回忆录中，他回顾了自己的生活，1985年，死前他写了两份自传的手稿。电影《大铜环》（The Big Brass Ring）让他平和地舍弃了从未有过的政治生涯——像凯恩那样的政治经历。凯恩参加权利竞选，但因性丑闻中断了。一个总统候选人及其既老练又活跃的指导者（当然是威尔斯）逃避了责任，移居到非洲：黑暗的中心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孩玩捉迷藏游戏的地方。他没筹够资金拍电影，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卖座的明星愿意接受扮演潜逃的那部分角色。
在《摇篮摇滚》（The Cradle Will Rock）中，他重新审视和诠释了在百老汇（Broadway）的第一期展示。他说服了鲁伯特·埃弗雷特（Rupert Everett）来扮演年轻有魅力，稍微青春叛逆的奥森，他还写了一些对白，讲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以前的朋友都溺爱纵容那些喜欢同样游戏的大孩子们的事：时间是无情的，生活嫉妒我们又这样的机会。
他真正的自传，应该是他拍摄的电影《堂吉诃德》（Don Quixote，）。只要筹集到资金，他就开拍，断断续续拍摄了二十年。威尔斯就像一个音乐剧中的拉查曼人，追求着不可能的梦想。他带着自我厌恶的表情承认，他扮演的角色都是浮士德式的追梦者，但是也可以说的堂吉诃德式的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地幻想着这个世界会比现在这个世界更好——想用幼稚的少年决心改变这个社会地凯恩，《上海小姐》中天真的水手的奥哈拉（O'Hara），或者是午夜听着遥远的钟声回音，渴望建立一个威尔斯描述的另一个“失落的伊甸园”般的快乐的英格兰的福斯塔夫。
《堂吉诃德》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永远未完的作品。在马德里国家电影资料馆（Madrid Cinemateca）拼凑起来的片段中，威尔斯排除在外，沦为一个概述塞万提斯的故事的叙述者。他的圆球状的体型让他失去了扮演这个瘦弱骑士的资格：他有像堂吉诃德那样崇高的理想，但是却不当地受制于桑丘潘莎（Sancho Panza）那样的体格。
得意洋洋，同时又坚韧不拔，威尔斯声称不去在乎艺术来减轻自己的失望。“让我感兴趣的是行动，而非结果，”他说，“我写作，画画，扔掉所有我做的一切。”因为他的自我毁灭，威尔斯的电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偶像破坏主义，直白地说，就是形象的自我攻击。凯恩让载着童年记忆的玻璃容器散落在地板上，《历劫佳人》中的昆兰弄破他在窗台边缘发现鸟蛋，然后将这些未孵化的生命抹在他的手指上——那是他萌生的另一个想法；《上海小姐》中闹别扭的两个角色竖起满厅的镜子，映出碎裂的图片。
在《不朽的故事》中，垂死的克莱先生（Mr Clay）掉了一个鹦鹉螺贝壳，那是另一个美观的雕饰。但是，和凯恩脆弱的穹顶不一样，它不会破。就算威尔斯不相信艺术和人工制造的艺术品的持久性也好，美好的东西永存。在《虚假》的章节中，他思考灭绝的必然性，预测了大教堂和所有人造的其他作品都将归于尘土的时间（他抽的雪茄为这些灰白的残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那些建起大教堂的已经逝去的无名艺术家们告诉他要振作。“我们的歌都将被迫保持沉默，”他们说，“但是又又什么关系？继续保持歌唱吧！”我们有怎么能不继续歌唱对威尔斯的赞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