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爱丽丝受邀参加第一届维也纳国际钢琴比赛。糟糕的是，她竟然忘记了比赛日期，只能赶在最后关头恳求组织者允许她延后一天演奏。爱丽丝最终进入了决赛，她有时也常常会想，如果那天的比赛能安排得更好，自己是否就能大获全胜？
1939年3月16日，爱丽丝在瓦茨拉夫广场（Wenceslas Square）目睹了德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她记得当时开过来一辆敞篷车，车上站着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他举起右臂，敬纳粹礼。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爱丽丝逐渐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她被要求在外套上佩戴黄色六角星。不久，她还被禁止教授非犹太人音乐学生。“一切都被禁止。我们不能买生活用品，不能搭电车，也不能去公园。”她回忆道。
1942年，爱丽丝72岁的年迈母亲被驱逐出境，只随身带了一个帆布小背包，从此以后再也没能相见。次年，爱丽丝和丈夫、儿子一同被送到特雷津集中营。他们还未出家门，邻居和旧友就过来带走了相片、地毯和家具。
囚禁期间，爱丽丝依然举办了上百场音乐会，从记忆中的肖邦练习曲中汲取力量。多年后回忆起集中营里的年月时，爱丽丝依然记得，那个关押了成百上千名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集中营是如何向外界传递假象的。“我们必须演奏，因为红十字一年会来三次。”爱丽丝轻蔑地说，“这就是政治宣传。”
当然，还是有些人保持着人性。有一次，爱丽丝一个被纳粹军官点了名，满身颤抖的她不知厄运会否就此降临，好在对方只是对她说：“我从窗口听到了你的音乐会。我也来自一个音乐世家，懂得一点音乐。我从内心感谢你。”
1945年5月，苏联军队最终将他们母子俩解救了出来。在被关押的1.5万个孩子中，只有300个幸存下来，爱丽丝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母子俩后来一同被送回了布拉格。爱丽丝的一场午夜音乐会后来通过捷克广播在耶路撒冷播出。获悉她还活着的消息，家里人吃了一惊，特别是她的双胞胎妹妹密兹（Mizzi）——她在1939年搭末班火车离开布拉格，逃到了巴基斯坦。
1949年，战后反犹主义仍然席卷布拉格，共产主义也加强了控制。爱丽丝·赫茨索默终于与她的家人在以色列团聚。她在耶鲁撒冷音乐学院当教员，学习希伯来语，重新开始生活。后来，她将那段将近40年的光阴称为“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非常快乐”。
虽然在以色列人们闭口不谈战争，但1962年，当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情报机关逮捕后，爱丽丝的朋友、钢琴家的司法部长吉迪恩·霍斯纳（Gideon Hausner）还是邀请她见证了阿道夫的审判。“我同情他。”她后来如此评价希特勒的帮凶。
80年代，爱丽丝·赫茨索默再次感受到了孤独和无助。许多逃过大屠杀一劫的直系亲属相继离世，年轻的后辈则在国外闯荡。
1986年，为了离儿子近些，她搬到了北伦敦的白赛资公园（Belsize Park）。在那里，她开始在一所老年大学学习，每天游泳20米，直至99岁。后来，爱丽丝的两个手指渐渐失去知觉。但她并未就此放弃钢琴，而是重新研习八指指法，继续演奏。不管是独处还是与朋友聚会，她都喜欢弹钢琴——这些朋友里包括在奥斯威辛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演奏家安妮塔·瓦尔菲斯（Anita Wallfisch）。步入百岁之年时，爱丽丝还在推荐那些看望她的人吃鱼、喝鸡汤、听巴赫（B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