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学家、经营者、艺术指导和演员（图源：莱布雷希特音乐和艺术照图书库Lebrecht Music and Arts Photo Library /阿拉米图库Alamy）
爵士乐的大部分生命历程中，并没有任何正式的爵士乐教育结构。然而如今，爵士已是公认的第一种美国本土真实艺术形态。我曾听鼓手阿特·布莱基（Art Blakey）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听众这样说过，而正值年青的温顿·马萨利斯恰好是当晚布莱基的号手。马萨利斯如今是纽约唯一一队职业管弦乐队，林肯爵士中心管弦乐队（Jazz at Lincoln Center Orchestra）的艺术指导。
马萨利斯依然是回顾昔日的节点，坚持不懈作曲，巡回演出，与其他类型音乐家合作。他献身教育，贡献非凡。通过他这一类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爵士乐学习在全球成为正式教育，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技艺精湛的爵士乐家学成毕业。一些人认为这是消极的，会导致精于技艺却狭隘封闭的音乐形态。重申一遍，如同其他任何领域，一旦你关注其中佼佼者，（何乐而不为呢？）你会发现，爵士乐从跨文化融合物演变成前卫先锋，无时无刻都在爆发着活力和创意。
缘何痛恶爵士乐
贾斯汀·摩耶（Justin Moyer）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
我曾经喜欢过约翰·科川（John Coltrane），后来我对他深恶痛绝。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身边没有人听爵士乐。爵士乐就像恐龙一样，早早就灭绝了。爵士乐只是一种模糊的音乐种类，当摇滚吉他手煞有介事地表示渴望像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或奥内特·克莱曼（Ornette Coleman）等萨克斯风手一样演奏时，《滚石杂志》才会提及它。爵士早已没落多时，当然，没人买爵士乐专辑：最畅销的爵士乐唱片，迈尔斯·戴维斯的《泛蓝调调》美国销量不过四百万张，然而摇滚乐手艾拉妮丝·莫莉塞特（ Alanis Morissette）的专辑《参差小药丸》（Jagged Little Pill）销量超过了一千五百万张。
对于一个长在费城郊区的青少年来说，口袋里没有多少零花钱，也没有车，没有网络的帮助，要理解科川是很艰难的。科川逝于1967年，比我的出生早了整整十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了一家唱片店，在唱片架上随手挑了他的一盘磁带，仔细辨认再版唱片盒上几乎消失无踪的说明文字，重复地听着他的歌玩任天堂，久而久之养成了欣赏《大步》（Giant Steps）这种难以理解的曲子的能力。我甘愿跑这种长跑。终点就是我爱约翰·科川。
但我同时也很疑惑：这真的好吗？
毫无疑问，科川是一个技艺奇才，据传每天练习超过12小时。但随着他从早期与迈尔斯·戴维斯合作的、相对保守的作品转向更为狂野的专辑《我挚爱之物》（My Favorite Things）和最后遗作、挑战性的自由爵士乐《星际空间》（Interstellar Space），他的音乐流露出传统的西式协调、结构和韵律。我并无对此烦心，我热爱科川的各种风格。然而他的后期音乐看起来无端随意，我不禁自问，长期以来我都在听些什么。
科川以自己首任妻子之名命名一首美丽又哀伤的民谣《奈玛》（ Naima），然而这张唱片，真的像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的散文、格温多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的诗句或者波丽吉恩·哈维（PJ Harvey）的歌词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传递着某种意义吗？或者说，尽管这首歌很美丽，它是否光芒微弱、毫无实在？科川只是随便唱唱，创造一种毫无意义的声音和愤怒？
这种怀疑并没有阻止我在大学学习爵士乐，多次亲手演奏爵士乐，虽然演奏得很烂。然而我到了20岁中期，爵士乐让我轻度惊慌。比如，听着昔日最爱的科川专辑《真爱至上》（A Love Supreme，1964），我发现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又一个该死的音符。
我能理解科川这样做是为了美感，毕竟我有个音乐学位，但是他的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真爱至上》及其半生不熟的灵性是偶然和意外造就的美，就像落基山和DNA。当然，科川、钢琴家迈科伊·泰纳、贝斯手吉米·盖里森（Jimmy Garrison）和鼓手埃尔文·琼斯（Elvin Jones）组成的经典四重奏，听起来就像是自然之力，然而自然终归与人性迥然有异。同时，我欣赏过的其他艺术家，比如特罗尼尔斯·蒙克（Thelonious Monk）、孙·拉（Sun Ra），甚至艾拉·福兹杰拉（Ella Fitzgerald），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边唱边作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