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福兹杰拉被粉丝称为“最伟大的歌手”，她的爵士乐款式多变，却传达着一种不变的精髓。（图源：画报出版有限公司Pictorial Press Ltd /艾拉米图库）
他们当然是杰出的歌手！这种爵士乐即兴创作的魔术被称为“独特美式风格”，它的地位如《圣经》般崇高，我很恼火这一点。被博物馆珍藏、被印在邮票上、被肯·伯恩斯（Ken Burns）拍成纪录片的音乐，听起来自命不凡。爵士乐其实懒不自惜又自大成狂，还老是依赖昔日桂冠和老调重弹的往日荣光，风光的日子早我几十年。至少巴赫（Bach）还费心写下一切。一旦《坐上那趟火车》（Take the A Train）、《大步》，或是嘎嘎叫的《沉思》（Meditations，1966）并没有传递任何信息，听这些专辑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持续戒断爵士乐。没有约翰·科川，数十亿的人照样生活美满，我也可以。我抛弃了爵士乐，转向一些量少意深的艺术家，比如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香格里拉丝乐队（the Shangri-Las）、科尔·凯斯（Kool Keith）、黑旗乐队（Black Flag）、老虎乐队（Le Tigre）和大福里迪亚（Big Freedia）。每当我尝试在谈话和文章中解释我的爵士乐问题，总是会赢得嘲弄万千。去年，我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讨论的主题招来了成百上千的恶意邮件和批评，包括来自一个同事的野蛮回复。一些我怀疑（或知道）不如我熟悉音乐的人，坚持我愚昧无知，某种程度上我没有听到过对的爵士乐。他们的说法是荒谬的，无异于在说：“我知道你不爱泡菜，但你尝过我最爱的泡菜没有？”
其他人只是认为我的说法过于紧张：“你不爱爵士。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个好问题。大概是因为我过去曾如此深爱过爵士乐，我不得不狠狠质疑它，以图弄明白我为何不再喜爱它。或者说，也许我不明智地认为一个文化评论员的沉思能将爵士推向更为敞亮的领域。也许有一天我会说：“我曾经喜欢过约翰·科川，后来我对他深恶痛绝，再后来我又重新爱上了他。”
我希望如此。做一个怀恨者一点都不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