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维森塔尔步行于奥地利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 Austria）的犹太（Jewish）公墓，那里已经被右翼极端分子毁了。照片：EPA
维森塔尔的目的正如他所说的——是保证“不管他活到多老，都不会允许纳粹杀人犯安然死去。”但他不认为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仅仅在于把罪犯绳之于法。
“重要的是，罪犯要知道犯下罪行的他们并未被人们遗忘。”他说道。“即使他们犯下的罪已经过去了40年之久，即使犯罪现场离他们有几千英里远，他们也不应认为自己平安了。”
维森塔尔在身份鉴定方面大有帮助，参与了约3000名战犯的逮捕行动，其中包括有最有名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党卫军（SS）“办公桌刽子手”，在第三帝国（Third Reich）把犹太人大屠杀变成了组织型行业。维森塔尔的其它成就包括，审讯和监禁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Treblinka death camp）的前司令官弗朗茨·斯坦戈尔（Franz Strangl）以及马伊达内克集中营（Majdanek camp）的残忍警卫员赫米内·布朗斯坦纳（Hermine Braunsteiner）。
维森塔尔并非天生就有不寻常的报复心理。但1945年从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释放出来后，他认为如果有可能，那些死亡营的负责人必须受到谴责。他计划花两三年时间将他们绳之于法，但发现这项任务比他预料的更加艰巨，并成为了他终生的工作。
他特意把档案中心的总部设立在奥地利。“如果你想研究疟疾[原文]，”他向一位朋友解释道，“你就要去到蚊蝇成堆的地方生活。”他认为奥地利纳粹党人比德国纳粹党人更恶劣，而且有22000名奥地利人疑似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占他最终收集到的庞大名单人数的半数。
他首先利用他的超常记忆力为美国战争罪行部队（Americans' War Crimes Unit）服务——他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有91名残暴的纳粹党卫军官员和集中营警卫员的详细资料，二战期间他被押送到几个集中营遇到了这些人。1947年，他在林茨（Linz）开始建立自己的档案馆。
虽然他的一些工作取得显著绩效，但他的日常工作并非如此。维森塔尔作风深思熟虑、工作繁琐艰苦，这是一份积累、筛选、分类的工作，除此之外，还需要检查多种语言的档案资料。他从没做好准备接受从苏联（Soviet）传来的堆积如山的文字档案资料。
到了1954年，别人对他的追求似乎漠不关心，加上资金紧缺，他十分沮丧。维森塔尔关闭了档案馆，把堆积如山的案例文件送到以色列（Israel）的亚德韦希姆（Yad Vashem）档案馆。
但1960年，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Argentina）俘获了艾希曼，随后在以色列对他进行了审讯，之后，维森塔尔在维也纳（Vienna）都市酒店（Hotel Metropole）所在的大楼里重开他的档案中心。自1938年德奥合并（Anschluss）始，都市酒店曾充当盖世太保（Gestapo）总部。
尽管维森塔尔体格庞大，稍微有点驼背，有时行为挑衅，但他并不喜欢“冷酷无情的复仇者”这个角色，而且他经常重申他的立场——报复本身不是一个结束。他说：“我们必须不能忘记，犹太民族所遭遇的事情，任何少数民族也可能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