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戈尔更早的时候一直参与“安乐死计划”实验。实验对象是Schloss Hartheim的智障和身患绝症的人，距离毛特豪森不远。斯坦戈尔曾在切姆诺死亡营（Chelmno）和贝尔塞克死亡营（Belzec）（这里安置了最早的几个毒气室）工作，在斯坦戈尔掌管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前，他是索比布尔集中营（Sobibor extermination camp）的司令官。
维森塔尔发现斯坦戈尔在巴西（Brazil）生活，并确保他被驱逐到德国，并在1967年在德国接受审判以及被判终生监禁。维森塔尔说：“就算我此生只做了一件事——把这个邪恶之人绳之以法，我也没有虚度此生了。”
维森塔尔的兴趣在于法律制裁，而并非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他不断争论惩罚是个人的，而并非集体的；用不完整的证据控告一个人，这本身就是犯罪。
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指出，在维森塔尔看来，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也是战犯；此时，维森塔尔被卷入与犹太人大会的争吵中。如果瓦尔德海姆当选为奥地利总统，维森塔尔说，这将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误导和消息不灵通的成果而导致的。事实果然证明如此。
维森塔尔的工作没有接收到任何公共资助，他还探访世界各地为档案中心筹集资金。尽管维森塔尔的敌人并非都是前纳粹党人，但他和妻儿在忠诚的警卫保护下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筹集资金的过程无可避免地惹起诽谤，有人称他中饱私囊。
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本人是犹太人）甚至提出，从波兰和东德（East German）获得的可疑信息，这一证据显示维森塔尔曾受雇于盖世太保——克莱斯基（Kreisky）在提供诽谤令状时迅速撤销这个指控。
也许维森塔尔最失望的是免除了对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的审判。这位医生因在奥斯威辛进行非人道实验而声名狼藉，尤其是用双胞胎作为试验品。他在巴拉圭（Paraguay）游泳时溺亡。
但是没什么事情能转移维森塔尔的目标——承担起这份神圣义务的热情。他说，只要上帝赋予他力量、朋友提供他金钱，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1994年在访问奥斯威辛期间他解释说：“我毕生的工作是保证明天的杀人者，也许他们还没出生，必须让他们知道不能过平静的生活。这样的警告对未来的世世代代相当重要。”他退休于2001年10月。
维森塔尔的书包括：《我追捕艾希曼》（I Hunted Eichmann）（1961）、《在我们之中的谋杀犯》（The Murderers Amongst Us）（1967）以及《正义并非复仇》（Justice Not Vengeance）。电影《 奥迪萨密件 》（The Odessa File）和《纳粹大谋杀》（The Boys from Brazil）描绘了他的形象。维森塔尔获得了无数奖项和勋章，并在2014年被授予大英帝国二级爵士（KBE）称号。
2003年11月，妻子塞拉·维森塔尔去世。西蒙·维森塔尔和女儿一起生活。
2005年9月20日，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因器官衰竭在其维也纳的家中安然病逝，终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