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咄咄逼人的一个问题，听上去就像一个公然的反抗。我只是想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创造艺术需要在其他群体中有所参与？而这种参与已经远远超过了创造艺术本身所要求的巨大的参与度和投入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我想做的仅仅是艺术创作，就不算是我对这个群体做出的贡献吗？当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休戚与共，难道艺术本身不应当是我同他人、同世界、同人类无穷无尽的争斗的亲密交流吗？
今天我站在这里，戴着一副跟随我多年的斑马木眼镜，台上的灯光照着我的脸，沐浴着一种令人反感的、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式的闪烁微光，乳沟在低开的领口里若隐若现，绵软无力的声音并不怎么吸引人，好比卡布奇诺咖啡机里富余的泡沫。但我真的要阻挡艺术和社交间令人愉快的交叉吗？我的意思是，我无法习惯在聚光灯下，自命不凡地讲着自己的作品。在这种环境下，我就像一个外星来客，不合时宜，又显得羸弱多病。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地下储仓和葡萄酒酒窖才是爱书之人更合适的聚居场所，每个人都得压着低低的帽檐，头发蓬乱，与阴影融为一体，并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当我们环顾四周时，一样会觉得尴尬，一样会有疏离感。我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而不是一部关于写作生涯的烂片中的主角，难道不是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群体成为了检验我们的道德标准？难道我们是否能成为一名作家还需要团队精神来衡量吗？如果这个群体和这种形式的参与不利于我们写作，削弱了我们作为作家的自身认同感、自我和本我，降低了我们所能做的贡献，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只是想单纯地创作呢？如果这一切亲密交往有悖于我当初想要参与和进行交流的方式，也就是写作本身，那该怎么办呢？我想表达的是，难道静坐在高高的天窗下，拒绝外界的任何纷扰，也不心生愧疚，觉得自己就像个傲慢无礼的调皮鬼儿，这样就不能进行艺术创作吗？为什么不呢？
内向者通常是被浪漫化的角色，但事实上，他们总是受人唾骂或是怜悯（总有人想为他们的不幸缺陷开点药）。但如果内向者的这种沉默寡言并非来自于怯场，或者不仅仅来自于怯场呢？我们当中应该有人不喜欢自己一直滔滔不绝，对于这些人来说又怎样呢？长时间进行创作和讲话都是很让人疲惫的，无论是否同时进行，无论在人前还是人后。每当一项新的科技问世，都像给我们望不到尽头的生活开辟了另一扇门，我们渴望怀揣着单纯的好奇心在其中自由游荡，从彼此身上找寻花边新闻的来源，或是能分散注意力的东西。而在如今的情况下，连书桌都不再是属于我们的领地了。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从书桌旁被叫走，去参加一个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