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约·麦克米伦（Jo McMillan）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是共产党人，带着年幼的她参与冷战时期的政治活动，并在东德欢度暑假、一起梦想着社会主义的未来。但随着柏林墙的倒下，她们也变得形同陌路。
约·麦克米伦：“一开始，我们什么事都一起做，包括改变世界。” 图片来源：大卫·莱文（David Levene）
25岁时，母亲送给我25双袜子作为生日礼物，25双全是黑色的。它们标志着我们关系的最低点，代表了母亲当时对我的所有的确切认知：我有两只脚，都是M号。巨大的陌生感像无底洞般吞噬了我。我不接受这些袜子，也没有拿来穿，而是直接捐给了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这些是东德的袜子，脚踝处有铁夹，袜底织有厂商的名字。那是1990年10月的事。东德、西德刚刚统一，母亲搬到了位于旧东德中心的茨维考（Zwickau），用她的话说，是“以示团结”。这很符合母亲的做事风格。
她生来就是个共产主义者，一生未曾背弃。我也生来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出生的消息甚至登上了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晨星报》（Morning Star）。她把《斯波克育儿经》（Dr. Spock's Baby and Child Care）当作育儿手册，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每一个生命都充满了可能性，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要。如果给人自由，就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我母亲认为，这听起来很像社会主义理念。因此，她对我的鼓励从不设限，广义上的从不设限。我们两个人之间尤其如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同心协力，伊索贝尔（Isobel）和约，什么事都一起做。
包括改变世界。
我们落脚于英国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塔姆沃思镇（Tamworth），从那里开始活动。我们沿市场街（Market Street）游行，抗议贫困的生活，推销《晨星报》，还试图向周六逛街的人宣传社会主义，而他们只是回头一瞥就继续购物，往手推车里塞大包小包的东西，还有买一送一的特价商品。我们在当地成立了共产党分支。我当时太年轻，还不能入党。我的年龄甚至不够入共青团，但他们还是让我加入了，因为太缺人。我当时11岁。“我们入团了，约！”母亲说。虽然入团的只有我。每逢星期日，我都坐公交车去最近的团分支（有数英里远），读列宁或英国老牌儿童漫画《比诺》（the Beano）来打发时间。后来，我当上了会议记录秘书，母亲给我买了一台奥利维蒂（Olivetti）打字机，以便我能及时记录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高谈阔论：英国共产党 （CPGB）、全国大会党（NCP）、核裁军运动组织（CND）、反法西斯军事组织（AOB）是常听到的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