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和伊索贝尔（左一、左二），1984年与同志们在波茨坦参加暑期英语课程。
20世纪90年代末，梦想彻底破灭后，母亲回到了英国。那时，我搬到了亚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隔着半个世界。但2009年，我们都住到了伦敦。此时，距柏林墙倒下已有20年，足够我看淡过去了。我告诉她我想谈谈，聊聊那过于不切实际的过去。
我在母亲的住处见到了她。“沙发坐着还舒服吧？”她问。因为那不是个普通的沙发，那曾是她开展共产主义事业的地方。母亲仍与他们团结一心。每隔一段时间，人们会来她这里，大家坐成一排，边喝着茶、吃着点心，边畅谈巴勒斯坦或和平。
我拿出了录音机。母亲看了皱起眉头。她没想到我会带来这个。“这是给马克思纪念图书馆（Marx Memorial Library）的吗？”因为老共产党人都这么做：捐献自己的身体进行医学研究，贡献自己的历史供后人学习。但我只是想记录发生过的事，想记住曾经同心协力的我们。
出于对我的信任，母亲敞开了心扉。她谈起往事，忆起故人。之后，我用打字机把我们的谈话记录了下来，就像当年一样。读着打字稿，我对母亲有了新的认识，她也许生长于冷战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但她自己的政治观念很简单：资本主义不好，战争不好，人民很重要。我母亲一直坚信，生命充满了可能，所有的生命都同等重要。
那张纸上也记录了我的第一次生命：一个漂泊他乡的英雄，年纪轻轻就高喊着古老的口号，希望将世界革命带进一个小得可怜的城镇。一切都很荒谬，但也充满了欢笑与泪水。
这正是重温过去的好时机。在金融危机的余波里，当初胜出的体制也黯然失色。读着这些记录，我不禁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可能被灌输了不少幻想，才会认为我们在做有意义的事，认为东方集团会成功，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并非错得离谱。如果我感到遗憾，也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在随后的岁月中，我沉浸在无数的购物中心里，试图通过买东西找回快乐。
今年，我为母亲献上了一本书，作为她的生日礼物。“让我猜猜……”她当然猜到了。她同意我写这本书。我只是还回从她那得到的故事。她不知道的是，这也是一封情书，是我写的最长的一封。它甚至有个国际标准书号（ISBN）。母亲直接往后翻。我以为她要读最后一页，看看我们的结局。但实际上，她看的是“致谢”。当然，这部分提到了她。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她。就这样，我的母亲，她的故事，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得到了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