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楼梯底部）和伊索贝尔（楼梯最上面的戴眼镜者），1981年摄于塔姆沃思城镇大厅。
不久，我对东德的英文首字母缩写“GDR”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每年八月，母亲和我都会去波茨坦（Potsdam，德国北方都市）学一个暑期的英语课程。在铁幕的另一侧，我们作为在内部反抗资本主义的同志受到宴请。我们在共和国宫（Palace of the Republic）喝起泡的甜酒，在高耸入云的电视塔（TV Tower）吃冰淇淋，在无忧宫（Sanssouci）的草地上憧憬未来，完全忘却了世俗纷扰。这种一年一月的“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生活”令剩下11个月的塔姆沃思生活充满了动力。
年复一年，我们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我们步调一致地迈向革命，直到有一天，这种生活戛然而止。那是1989年11月9日。那天深夜，我的手机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问。
我看过新闻，也曾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博恩霍尔梅尔桥（Bornholmer Bridge）破坏柏林墙，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会没事的，是吧？”我能听出她声音中的恐慌，身后的电视中却传来阵阵喜悦。
或许不然，我想。“最终会没事的，”我告诉她。
“可是，我们该怎么办？”
既已知道是世界末日，还能做什么？母亲并未因这场大决战而却步。她一生信仰坚定，不会就此止步。所以，她把伦敦的公寓租了出去，搬到了东德，去见证它最后的几个星期。1990年10月3日，她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倒计时，直至午夜钟响，东德正式解散。之后，她回到茨维考的住处，好像这事没发生过。还没结束。还没真正结束。她有辆卫星牌汽车（Trabant），还有个终身是党员的老邻居，他们交流着见闻，一直心存梦想。
我也有那些见闻，但对我来说，梦想已死。我是个现实主义者，而非浪漫主义者。我一直是个实话实说的人，事实是资本主义胜了，就是这样。所以，我照常拿着信用卡去购物，买了一柜子的正装，用抵押贷款在郊区买了个一室公寓。我做着质量管理工作，通勤上下班，准备好了养老金计划，不时去地中海度假。
多年来，我避免与母亲联系。在我看来，我整个童年都被灌输了一些空洞的幻想，与母亲联系只会令这种记忆挥之不去。但她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因东方集团的倒台而疏远。于是，她主动示好，给寄我贺卡，把这当作和平鸽嘴里的橄榄枝。而我总是躲躲闪闪。有一段时间，我都尽我所能地躲闪。
有时，母亲会给我打电话。当她表现出对质量管理的兴趣时，我总想把电话从耳旁挪开，虽然看得出她为了跟女儿说上话做了多少准备。有时候，到了最后，她会冒险问些私人点的问题：
“你感觉怎么样？”
起初，我感到愤怒，后来是伤心，多年过后，只觉得空虚。回想起来，也许自己会觉得悲痛，既失去了一个世界，也失去了一个母亲。
“那么，你好吗？”
我很好。
“可是，你高兴吗，约？”
“你呢，妈妈？”
她沉默了。东德已亡，我想母亲每打一次电话，就离接受这个事实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