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默里大学耳鼻喉科教授帕维尔·加斯特波弗（Pawel Jastreboff）认为，将厌声症视作类似于强迫症的精神障碍是一种“极端、不准确且不恰当的方法”。他与妻子兼搭档玛格丽特·加斯特波弗（Margaret Jastreboff）在2001年创造了“厌声症”这个术语。他们辩称，厌声症是对声音容忍度的降低。他说，他们见过数以百计的厌声症患者，但极少数会出现精神疾病症状。加斯特波弗相信，荷兰精神病学家之所以错误地将厌声症与强迫症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研究“精神病患者，只不过他们有些人也患有厌声症”。
加斯特波弗夫妇提出，厌声症实际上是一种习得反应。他们认为，厌声症患者学会了将消极反应与他们当初只是认为很讨厌的声音联系了起来，如文化上不得体、不符合餐桌礼仪的声音。基于这个想法，加斯特波弗夫妇一直在用一种脱敏疗法治疗病人。在这种心理疗法中，厌声症患者经过再培训，会将积极经历和之前的消极触发因素联系起来，比如，在一个吃东西很大声的人旁边闻或吃美味的饼干。
帕维尔·加斯特波弗说：“厌声症当然可以成功治疗，但弄清楚如何做到很重要。”加斯特波弗夫妇2014年的报告显示，184个厌声症患者中有152个（83%）在经过脱敏疗法后，症状显著改善。
读了他们的论文之后，我还是有些顾虑。他们的研究是观察性的，而不是被视为黄金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加斯特波弗对所有的病人都使用了同一种治疗方法，所以我们就不能将他们所取得的进步与未经治疗的患者自然发生的变化相对比，也不能与使用其他疗法治疗的患者所得到的改善对比。加之，此项研究似乎利用的是安慰剂效应，因为两位科学家在明知病人只经过了几个月的脱敏治疗之后，就要求患者自行报告病情状态。
帕维尔·加斯特波弗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他表示，通过对照试验评估治疗方法“是一个好主意，希望未来能有人这样做”。但他表示，目前进行对照试验需要花费“一千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
说实话，这场关于治疗方法和何为厌声症本质的辩论并未让我惊讶。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精神障碍，并没有很多专项研究。当厌声症研究小团体中存在这么多不确定性时，让厌声症成为独成一类的障碍是不是会好一些？
研究厌声症的科学家相信这样有用，因为他们在病人身上看到了一些相当糟糕的症状。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施罗德称，他的患者“需要忍受很严重的症状，并且常常不能继续保持正常生活”。他们不能与家人吃饭、不能在大办公室高效工作或与配偶幸福地生活。吴也看到，患有厌声症的孩子面临很大障碍。她之前研究的案例中，有小患者不能上学，甚至不能和母亲说话，因为母亲会发出触发声音。埃德尔斯坦报告称，11个访谈的志愿者中，至少有一人想到过自杀。
在施罗德2013年的研究中，他与同事写道，他们正在尝试制定诊断标准、规范精神科分类，以提高医护人员对厌声症的认可度，并鼓励他们对其进行科学研究。一些研究者也倡议，厌声症应该在下一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得到认可，这样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提供便利。吴说：“在保险方面也可以更方便。”她还称，为这种行为进行命名和分类“的确能帮助大家认识这种行为”，还可以让对此心存疑虑的患者亲友了解其合理性。
那么，一个在网络上进行自我诊断，却还怀揣一丝理性怀疑的厌声症患者该怎么办呢？
个人来讲，作为一个并非遭受很大影响、只是偶尔表现出极端恼怒的患者来说，我计划再等几年，等它经过科学讨论和辩论后再做定夺。但听到一些病人会隔绝自己，有抑郁情绪，甚至想到自杀后，我绝对会说：那些在痛苦中挣扎、需要找人倾诉的人们，有人可以帮你。
我希望对厌声症的了解能帮助到其他不了解这个病症的人，让他们知道，真的有人不能忍受咀嚼声、吸鼻子和吧唧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