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夜晚。女同性恋者、瘾君子布塔列尼•艾希莉（Brittany Ashley）涂着鲜红的唇膏，出现在伊夫利餐厅，这家农场餐厅位于西好莱坞，深受欢迎。此时，Buzzfeed网站（美国新闻聚合网站）正在这里举办金球奖派对。两年来，艾希莉都是该网站旗下四个YouTube频道中最受人瞩目的主播，共获得了1700万订阅。她总是发布一些带有色情意味的视频，比如《如何成功说分手》或是《自慰：男女大不同》，这些视频的点击量都高达数百万。
尴尬的是，艾希莉不是来狂欢，而是来服务的。艾希莉在这里担任服务员，每周工作数小时，用这份工资支付日常开销。视频网站的一位同事曾问她，当服务生是不是“有那么点儿收入”，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让艾希莉非常郁闷，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得光鲜亮丽。有时候餐厅的顾客会认出她，激动的同时也疑惑不已：一个在Instagram上拥有9万粉丝的人，为什么会在餐厅端盘子？
答案很简单：艾希莉需要钱。她说：“现在我在网上越来越受人关注，但这挤占了我当服务员的时间。”她囊中羞涩，当网红的骄傲也填不满钱包。“其他服务生跟我说，有一桌孩子因为看到我而兴奋不已，而我只是在想‘我就这样上前打招呼，然后穿着工作服来张合影吗？’”
网红居然囊中羞涩，让他们自己和粉丝都难以理解。然而，这就是那些中等级别网红们的真实境遇。康纳•曼宁（Connor Manning），一个LGBT（非异性恋者的统称）视频博主，在YouTube上的关注量达到7万，是巴尔的摩水族馆会员数量的6倍。罗丝安娜•哈尔斯•罗贾斯（Rosianna Halse Rojas）自己出书，在YouTube上拥有一个生活频道，还是Youtube之王约翰•格林（John Green）的合作伙伴，人们对她的“人上人”节目（TopMan）痴迷不已。雷切尔•怀特赫斯特（Rachel Whitehurst）是一名美丽性感的播主，关注量达到16万，她不得不辞去了星巴克的工作，因为总有粉丝记住她的上班时间，守候在星巴克门口。她们都算得上是成功的网红。
换句话说，很多网红就是因为太红了，没法拥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这才使得他们囊中羞涩。
像YouTube这样的平台，反映出了美国经济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成为YouTube上的“中产阶级”，一般意味着要在日常生活中面临一种认知失调：评论区热热闹闹，钱包空空如也。据记者报道，瑞典游戏玩家菲利克斯•阿尔维德•乌尔夫•谢尔贝格（Pewdiepie），身家已高达1200万美元，喜剧明星詹娜•马尔伯（Jenna Marbles）的身家也到了250万美元。然而在另一面，像“赞助人”（Patreon）这样的粉丝众筹网站，是小网红们筹措资金的好去处。不过，小网红的定义相当模糊。订阅量达到5万的播主可以获得经济支持吗？订阅量达20万的播主呢？如果人们觉得你已经相当成功，不需要粉丝资助了，而你又不愿意告诉他们你的窘迫，那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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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一切了。我今年27岁，入这一行已经10年，高中时我就在网上开通了一个讲述生活趣事的博客。几年前我搬到了洛杉矶，从自由撰稿人向在线视频创作人转型。我和好友艾莉森•拉斯金（Allison Raskin）共同经营一个名为“我们之间”（Just Between Us）的YouTube频道，拥有50万订阅者和一票疯狂的粉丝。我们俩就像是人形视频制造机。不做喜剧和视频时，我们就写短剧，签一些商业合同，运营我们11月份刚注册的Gallison有限责任公司。
然而，虽然看似如此成功，我们也仅仅是勉强度日。我们靠着在视频前插播广告，写稿、小商演，以及在YouTube和Instagram上接一些品牌合约来挣钱。但这根本不够维持生计，甚至连有没有这些挣钱机会都不确定。我们的频道处在YouTube的无人地带：大品牌认为我们还不够出名，没有赞助的必要，而粉丝却以为我们能赚大钱，不需要资助。我的银行账户里从来都没有超过2000美元。我的Instagram上有34万粉丝，但我活到现在，都没赚过34万美元。
生活的大起大落让我头晕目眩。这个星期，我在洛杉矶城买漫画的时候和粉丝合了六次影。下个星期，我就得默默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和40个人一起争夺一个无人知晓的快递员职位。银行账户里只有80美元的时候，我还在走红毯。YouTube知名音乐人梅根•托杰斯（Meghan Tonjes）说，2015年她在Vidcon视频展的主舞台上表演，获得阵阵尖叫，这帮粉丝喊破嗓子也不会想到，她连生活用品都买不起。
几乎每隔一周，29岁的梅根就得重新去找一份工作，还得想着在工作之余如何让她的三个YouTube频道维持在排行榜6至9名的位置。虽然她有数字媒体的学士学位，却很难找到一份社交媒体的兼职工作，因为这些职位已经被Facebook上的小屁孩们包揽一空。她的播客和音乐频道已经拥有了30万订阅，维持订阅量耗费了她大量时间，使她根本无法做一份全职工作。
“这让我很伤心。”她一边说着一边搜寻着舍曼橡树城里的星巴克兼职工作，“我不得不做YouTube，见鬼，我不得不成功。”
这话有几分“必须变富，至死方休”的意味——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只出现在互联网领域。美国中产阶层的工作机会和工资水平都在下滑，我们不想当穷光蛋，就必须要当上百万富翁。这种经济模式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很久以来，人们都知道 “饿肚子的纯洁艺术家” 与“让艺术沾染铜臭的商人”是对立的。从梵高到莫迪利亚尼，无数艺术家生前从未拥有名望与财富。感谢上帝，梵高不必在Audible.com（亚马逊旗下有声读书网站）上雇佣水军吹捧他的作品。
像其他经济领域一样，YouTube也存在基本的供需问题。谁都想在这里站稳脚跟，一夜成名，所以菜鸟网红们必须要忍受没钱的问题。
经济学家、东北大学讲师约迪•N•贝格斯（Jodi N. Beggs）说道：“要是有百万人等着看你的作品，那么当一名网红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但没人会因此对你好点。”
贝格斯将网红在社交媒体上的投入比作花钱上大学。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在不断努力，收入为零甚至为负，梦想着以后暴富。贝格斯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YouTube更接地气，“毕竟没人审查你的入学资格”。从技术上来看，这是一种邓宁-克鲁格效应，即菜鸟们总是觉得自己能越做越好。
贝格斯说：“想要在YouTube上成名，失败的几率很高，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无法很好地衡量自己的水平。”YouTube市场过于饱和，订阅量这一实际没什么用的指标，也就成为了博主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