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我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被俘三年半。后来我数了数自己被俘的天数，恰好是三年半。”
“我把那个梦看成是幸免于难的吉兆。我问自己：这里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发现这里有10万囚犯，却只有7名会讲日语的人。于是我决定学日语，并成为了口译员。这拯救了我的生命。”
斯图尔特认为，现在他是从那个集中营幸存下来的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那个集中营位于臭名昭著的Sonkrai缅甸铁路，是那里最糟糕的集中营之一。
霍乱爆发时，囚犯们的生活很凄惨。当你入睡时，你不知道睡在旁边的人第二天早上是否还活着。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会在第二天结束前躺在葬礼的柴堆上。
“没人知道在这种境遇下人会作何反应，但有一件事我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如果你具有良好的教育和背景，面对可怕的环境与霍乱，你可以更好地从中摆脱出来，而不仅仅是在那里自艾自怜。”
1942年新加坡，英军投降方
我们现在要讲快点了。饭后甜点都快要上桌了。
1951年，斯图尔特结婚了，在纽约定居。暑期时，他和他妻子决定在圣保罗德旺斯（Saint-Paul de Vence）小镇上呆上几周。圣保罗德旺斯是法国蓝色海岸（Cote d'Azur）的波希米亚人侨居地。
斯图尔特携带着一部莱卡照相机，但并不是为了拍下更多的度假照片。在科洛姆多尔（Colombe d'Or）旅馆的酒吧里闲逛时，他认识了一位共产主义诗人。这位诗人建议他们去看看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因此，第二天我们去了瓦洛里斯（Vallauris）。一般来说，毕加索对前来窥探他生活的人都很冷淡，但他见到我却很高兴，还同意我给他拍照。”
1951年，亨利•马蒂斯
“当天结束前，我鼓起勇气问他能否带上他的画具去麦田里假装在作画，这样我就能够在那里拍下他的照片。然后他说‘可以啊！’”
讲回发生在科洛姆多尔的故事，当天晚上，斯图尔特还收到另外一份邀请，去拜见马蒂斯。
“他卧在床上画旺斯（Vence）小教堂的素描。那里还有一只猫，让他和我妻子老是气喘。因此，我们并没有在那里多待。”
斯图尔特最初的代表作品是为毕加索、马蒂斯和乔治斯•布拉克（Georges Braque）拍的照片。不过却是另外一个巧合的机会成就了他。
“我在马蒂斯旺斯小教堂外面，当时该教堂正在举行落成典礼。另外一位摄影师也在那儿。我们开始聊天，然后他问我是去哪里给照片显影。”
“我说我会带它去纽约拐角处的那家杂货店。”“那儿不好。”他说，“带它去巴黎这个地方，就说我让你来的。”
“那您尊姓大名是？”我问。
“‘亨利•卡蒂尔-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法国最著名的摄影师！在那之后我就别无选择了，不摄影不成活！”
1974年，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尔-布雷森在工作
斯图尔特回到纽约，在那里接受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布罗德维奇（Alexey Brodovitch）的培训。布罗德维奇是哈泼时尚杂志（Harper's Bazaar magazine）具有影响力的美术编辑。斯图尔特凭借曼哈顿狂人时代（Mad Men era Manhattan）开始了他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
除了拍过数以百计的模特儿和业界巨头，他最成功的地方是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法定摄影师。
满是汗渍的脸；手臂外伸，拳头微张；拿着一只蝴蝶的阿里，这些闻名世界的照片是1977年为期三天的会议成果。
曾有两人接近斯图尔特，说可以给他提供一张海报和由阿里照片组成的广告活动的经销权。只要他付5万美金就可以拿到那些照片和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