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森伯利的书共有七章，每章只集中讲解一部四重奏。在分析贝多芬的音乐时，他结合了相关历史背景。小提琴家福斯塔菲安·伊格纳兹·舒庞吉（Falstaffian Ignaz Schuppanzigh）的精湛技艺曾给予贝多芬无限灵感，他因而创作出了众多富含激情且颇难演奏的弦乐。英勇的拉兹莫夫斯基伯爵（Count Razumovsky）则委任贝多芬撰写了第七、八、九号弦乐四重奏（Op 59 trilogy）。在书中，狄森伯利将二人的性格特征刻画地栩栩如生。
贝多芬为求暴富，曾极力迎合世人口味作曲，既可笑又粗鄙的《惠灵顿的胜利》（Wellington’s Victory）就是一个例子。晚年之时，他因渐渐失聪而深感孤独与颓丧。在这种情况下，他创作弦乐四重奏只为了与自己交流。
其中，《大赋格》（Grosse Fuge）最为悲怆。它原本是第十三号弦乐四重奏的终曲，但随后被单辟为独立的乐章。《大赋格》恰似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手下的残缺躯体，挣扎着要破石而出。狄森伯利称其令人生畏，“它让我有威胁感……并逐渐侵食我的心智”。与此相反，《圣感恩颂》（Heiliger Dankgesang）则令人欢欣雀跃。它属于第十五号弦乐四重奏（Op 132）的一个章节，以赞颂感恩节为主旨。演奏此曲的乐手无不为其雄壮的气势所倾倒，仿若“飞离了躯体，挣脱了自身的束缚”。即便是观众的一声轻咳也会打破他们的美梦。
狄森伯利之所以撰写此书，或许还有另一个更为大胆的目的：塔克斯四重奏组是公认的两、三个现存最佳的乐团之一，他想借此展现塔克斯的能量。40年前，魅力非凡的加博尔·塔克斯·纳吉（Gábor Takács-Nagy）在布达佩斯（Budapest）创立了该乐团。后来，英国人狄森伯利中途加入并取代了他。原第二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则留了下来，他们都是匈牙利人；现任中提琴手2005年时才加入，她是美国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塔克斯四重奏组就已在科罗拉多（Colorado）大学成立。每年他们都会开办100场音乐会，巡回演出的时间可达半年。
上述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团员间是如何和谐兼容，促成了塔克斯的成功呢？维克拉姆·塞斯（Vikram Seth）的小说《均衡的音乐》（An Equal Music）让我们相信，弦乐四重奏的确在“婚姻”、“坚贞”、“备受指责的一群人”和“毁灭自我的自私祭司”间起了效用。狄森伯利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尽管他明面上暗示，乐团成员是靠彼此间鼓励赞扬来维持团结的，但确有一些他不愿开诚布公的迹象。
他坦言，“在令人筋疲力尽的巡演快要结束之际，成员间在社交和音乐上的密切联系都会让我倍感压力”。他无意间透露了他们在飞机上不会相邻而坐的事，但自女性成员加入后，他们一同用餐的次数明显增多了。“为营造愉悦的工作氛围，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觉得不说为妙的时候，就会过滤掉自身的想法和感受。”
《贝多芬：后世之乐》相当引人入胜，但我们对四人音乐之外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书中对狄森伯利妻儿的描述仅寥寥几笔）。他们有没有恨不得掐死其他成员的时候？身为首席小提琴手的狄森伯利又拥有着何种潜在力量呢？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
“若想演奏出富有生气的音乐，除了各自表态、彼此达成一致或各退一步以外，还需要别的条件。”
演奏弦乐四重奏绝非一人引领、三人附和这般简单，也不是凭民主精神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若想演奏出富有生气的音乐，除了各自表态、彼此达成一致或各退一步以外，还需要别的条件。对塔克斯成员而言，维持音乐精神的统一性是他们的目标，而“notey”则是至关重要的术语概念——意指“每个人的每个音符都举足轻重”。一直以来，抓住引导整部乐章且极具张力与灵活性的主线并不容易，避免否定自发性的精确性也绝非易事。“任何与贝多芬后世之乐擦出强烈火花的心灵都有失控的危险。”狄森伯利说道。一切都应该精确至极。
彩排时，成员几乎似乎只用英语交流——两位匈牙利成员没有“串通一气”？——但身体语言比文字重要得多。成员们针对节奏和音调处理方式的讨论稍显混乱。一位旁观者评论道：“听起来好像你们也束手无策。”能在书中一瞥塔克斯乐团的工作场景固然很有趣，但他们始终都能出色诠释乐章的秘诀，仍不为人知。
本文作者：鲁伯特·克里斯蒂安森（Rupert Christiansen）
原文选自： 每日电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