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贝茨在阿兰•本奈特的新剧《伦敦谍影》中饰演旅居国外的盖•伯吉斯
而在美国，同性恋的情况也不乐观。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针对同性恋官员发起了反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同性恋者更容易背叛，更容易倒向苏联阵营。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此外，FBI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 ）曾利用FBI针对几十名同性恋政府官员，讽刺的是，坊间也有不少胡佛是同性恋的传闻。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LGBT的性取向一旦暴露，就会有丢掉工作和自由的危险。直到1952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第10450项行政命令，同性恋群体的安全才有了保障。而直到1967年，同性恋行为在英国才合法化。
“人们认为同性恋不值得信任是因为他们性取向反常，”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艾伦•赫本说，“法律没有给予他们保护，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威胁。”
埃德加•胡佛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上讲话
即便如此，双重标准依然存在。
冷战时期英国最大性丑闻“普罗富莫事件”并没有让人们认为直男也是需要警惕的。普罗富莫时任战争大臣，他被发现与歌舞演员克里斯汀•基勒发生婚外情，并且普罗富莫还与一名苏联驻伦敦高级海军武官有染。即使出现了这样的丑闻，也并没能阻止“花花公子”式的桥段成为007的卖点。
而事实上，《卫报》的前任安全编辑理查德•诺顿•泰勒认为，处于当时那个时代的LGBT人士可能更会成为成功的间谍。他指出，“他们擅长保密和说谎。”
冷战时期的间谍小说总是把同性恋与秘密、偷偷摸摸或者背叛联系在一起。
同性恋和保密之间的关联、偷偷摸摸和潜在背叛令同性恋成为了冷战时期间谍小说的固定形象。英国著名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所著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and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中就有这样的潜台词。这部小说在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这一点在电影中体现得更为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