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当代作家的作品都不值得一读吗？难道只有“死后”方可成“经典”吗？——弗朗辛·普罗斯
弗朗辛·普罗斯（绘图：R·凯库欧·约翰逊）
谈到“谁该被踢出文学经典”，我毫无思路。毕竟，连“谁是文学经典”这样的问题，我也答不上来。我素来认为，经典这东西，就像秘密派对的宾客名单——谁选的，怎么选的，选的是谁，外人一概不知。此前，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写了本书，将古今作家分了个三六九等，颇有些言之凿凿的意味（注：即《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这书我没读过，只依稀记得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说布鲁姆重男轻女。
一般说来，一位作家被奉为“经典”，意味着其作品极具历史与文化价值，应当人人拜读，至少是有所耳闻。在学术圈，文学概论课上的各类阅读书目，就是所谓的“经典”。不过，依我所见，人们的阅读见解、品味与习惯已大有改变，曾经的经典是否已徒为空壳，对我们不太重要了呢？
此般例证很多，比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我读大学时，他就身居经典行列，是我们这群英专学生的必读作家。你若和文学系教授谈到他，他们定会表示，蒲柏当然是永远的经典，毫无疑问嘛！可如今，你若再去跟文学系毕业生谈他，他们大概会疑云满腹。毕竟，《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一诗，有多少人听说过？更别提去读了。难道蒲柏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踢出经典之列了吗（研究蒲柏的学者当然不会认同）？难道他的知名度已比不上其他同辈作家，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等人了吗？
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一部作品若能拨开历史洪流，揭示人类本质，便为经典之作。从《圣经》（Bible）、《奥德赛》（Odyssey）、《伊利亚特》（Iliad），到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乔叟（Chauc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一系列作品，不都值得一读吗？同样，《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以及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散文，也需细细品味。阅读这类文字，既能在潜移默化间提升文采，亦可训练逻辑思维能力，于字里行间直击论点，化聱牙长卷为通俗文章。我认为，真正了解文学，关心文学之人，总有一份经典名单，其中20世纪以前的作家，或占百位有余。但20世纪以后呢？难免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是经典吗？没错。那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呢？当然。可当代作家呢？难道他们都不值得一读吗？难道只有“死后”方可成“经典”吗？
纵有布鲁姆等人不辞辛劳，列出经典名单，但“谁是经典作家”依然仁者见仁，智者见者，很难立下定论。我倒希望这份名单能不断充实，与其说把谁踢出去，不如考虑将谁纳进来。一直以来，学术圈对经典还是非经典的博弈不断，我却认为，教文学嘛，大可不必谈什么不朽艺术，多读传世之作才是关键。与其让学生通读某个时代的诸部重磅作品，不如削减书单，精挑细选挚爱之书、撼人之作，让后辈读来也能兴味盎然，尽享雅意。
毕竟，文学的大雅之堂包罗万象。从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阿莫斯·图托拉（Amos Tutuola）、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到简·鲍尔斯（Jane Bowles）、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他们皆是经典，都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简介：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著有多部作品。小说《蓝色天使》（Blue Angel）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文集《阅读指南》（Reading Like a Writer）登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书榜，《巴黎恋人》（Lovers at the Chameleon Club, Paris 1932）则是她的最新小说。普罗斯进入文坛以来，获奖连连，曾担任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主席。她现在是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访校作家，任《哈泼斯》（Harper’s）、《赛味》（Saveur）和《文艺新潮》（Bomb）特约编辑，同时也是美国艺术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及艺术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