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强调生产力，将自己置于一个“要么战，要么逃”的持久战之中，这才患上了过劳症（来源：Alamy图片社）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的大脑在应对现代工作环境时“生病了”。现代工作环境下，生产力日益受到重视，加之人们渴望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于是将自己置于“要么战，要么逃”的持久战状态。最初，我们只在严重威胁下才会进入这种模式。但是，如果我们天天承受着那种压力度日，压力荷尔蒙就会稳步激增，这就是打持久战的后果。
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压力并不因工作而终止。我们的生活充斥着都市的喧扰（科技产品的负面影响）。在“24/7企业文化”的驱使下，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难以休息。我们的思想和身体没时间“充电”了，只能在低电量模式下艰难运转。
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然而，沙夫纳在翻阅历史文献时发现，人们早在现代工作模式产生之前就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了。罗马医生盖伦（Galen）最早写文章讨论到过劳症。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生）一样，他认为所有生理和心理疾病都与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痰这四种体液的相对平衡有关。他表示，黑胆汁的积聚使体内循环放缓，堵塞大脑通路，从而造成嗜睡、麻木、厌倦、懈怠和悲伤等症状。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但是，过劳症患者本就意志消沉，所以黑胆汁这种类似焦油体液的说法正中下怀。
自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以来，过劳症就被看作是一种精神软弱的表现。沙夫纳谈到了4世纪伊瓦格里厄斯·泊恩太格司（Evagrius Ponticus——基督教苦行僧）描述的切身经历，其中他将自己的这种状态形容成“正午的恶魔”，使得他无精打采地望着窗外。沙夫纳表示：“这其实是缺乏信心和意志力的表现，即精神与肉体的‘拉锯战’。”她同时指出，这位苦行僧不停地寻找教友们闲聊，却不干点有益的工作，这和21世纪过劳症患者有访问社交媒体的强迫症是一回事儿。
过去，用宗教和占星术来解释过劳症的现象比比皆是。直到现代医学诞生后，医生开始将过劳症状诊断为“神经衰弱”。现如今，医生将神经比作传输电信号的电线，他们认为此类患者的神经就像没有绝缘的电线，能量白白流失了。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这些文化名流均被诊断患有神经衰弱。所以，神经衰弱也被视为高雅和智慧的标志，有些患者“痛并快乐着”。但是，医生还是将此归咎于工业革命这一社会变革。
虽然在一些国家，如中国和日本，医生倾向于将疲劳诊断为神经衰弱，但是，“神经衰弱”一词也同样遭到诟病，人们认为这也是“抑郁症”的一种美化说法。
随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医生开始将之诊断为“神经衰弱”（来源：Alamy图片社）
当然，过去也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感到疲惫，其实疲惫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状态。沙夫纳认为：“从古至今，疲惫一直都存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导致疲惫的原因也在变化。”早在中世纪，疲惫的原因是“正午的恶魔”；到了19世纪，是妇女的教育；再到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对员工的无情剥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