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只是口头上叫民众拥抱幸福。”他说。
经济学家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是布鲁金斯学会智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同时她也是《追求幸福：幸福的经济学》（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Economy of Well-Being）的作者。她大力支持政府将民生福祉和国民生产总值放在同等水平上统筹考量。然而，她也对阿联酋政府的做法怀有一丝质疑。
“我并不是反对建立幸福部门、任命幸福部长。”她说，“我只是觉得，实施如此做法的国家并不民主，比如阿联酋、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把你该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她补充道，政治自由是全球公认的幸福要素。
“幸福是一个非常令人迷惑的术语。它的定义并不清晰。”格雷厄姆说。她告诫人们：“当政府开始利用幸福来衡量成功时，伪科学可能会应运而生。
“如果把幸福变成一种客观政策，而不是一种内在行为，同时还将其定义得模棱两可，可能会造成局面失控。”
这项政策为何合乎情理？
托马斯认为，增加民生福祉、提高幸福指数，有利于增加财政收益，因为压抑、绝望的生活状态会减少国民工作日数，每年损失财政数十亿元，还会削弱社会生产力。
英国公共医疗保健服务系统显示，精神疾病是英国国民残疾的主因，据估算每年造成国家经济损失70欧元至1万亿欧元不等。
“像阿联酋这样前瞻性强的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托马斯说，“当然，这可不是一个工程问题，速效对策并不存在。我们讨论的是人权，但事实证明，把幸福放到政治台面上来，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迪拜和伦敦、纽约更为相似，国民始终忙忙碌碌、四处奔走。（来源：奥马尔·谢里夫/华盖创意图片社）
然而，幸福政策看起来实际吗？怎样才能衡量这项政策是否值得投资？
“幸福虽然是一种主观体验，但是却可以进行衡量。” 乔治· 马克龙（ George Mackerron）说。他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和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授，曾专门设计一款移动手机应用，借此在6万5千人中收集关于幸福的个人体验。
“我们要克服的第一个困难是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他解释道，“然后就要寻找因果关系：人们感到幸福，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事，还是因为他们正在做什么事？”
但是，他也表示，数据收集结束后挑战才真正到来——那就是将数据转变成国家政策。
28岁的所罗门·姆旺吉（ Solomon Mwangi ）曾是一名移动手机销售员，6个月前，他从肯尼亚搬到了迪拜，现在在迪拜滨海区一座小型公寓的门房工作。
他把妻子和2岁的孩子留在了内罗比（肯尼亚首都），自己却在迪拜郊区宿营，和另外5个男子住在一起。
“宿营条件相当糟糕。”他叹气道，“我们没有个人隐私，也不能自己做饭。这份工作也很无聊，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6点我都要待在这儿，但是我逐渐熟悉了这里的居民，他们人很好。”
姆旺吉还没有听说阿联酋政府的幸福运动，但他表示，抛开遇到的困难而言，在迪拜生活还是很幸福的。“我到这儿来是工作养家的，这一点就让我感到幸福了。”他说。
译者：李璐杨
编辑：钦君
原文选自：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