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奇先生是一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政府在改善底层人民生活水平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在1960年代,他积极游说更多的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并帮助建立纽约房地产开发公司，他说“这个当地的房产机构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如果政治家所承诺的事情超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比如:成立于1968年，由共和党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成立的纽约州城市发展集团，为了建造公共住房通过土地征用权收购房地产这一行为就十分不妥。拉维奇写道，这是“高估了政府的能力。”
在1975年1月UDC负债和濒临破产时，州长休米卡蕾会见了拉维奇先生。拉维奇说服议会给予UDC1.1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成功使其起死回生。然后又建立了一个空壳机构发行新债来偿还旧贷。最终，“所有的票据和债券都收回了利息”卡蕾州长为了答谢拉维奇先生，交给他另一个艰巨的任务：拯救纽约市。
1975年5月，纽约市濒临破产。从1966到1969，市长约翰琳赛的第一个任期内，城市的支出增加了近50%，部分原因是新的联邦计划，但也由劳动力成本的花销。市政员工队伍从25万扩大到35万，而每一个员工的成本每年增加近8%。”工会领袖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使他们的成员得到更多的好处，并从中获利，就跟现在一样。”拉维奇写道并补充说：“华尔街银行从市债券营销中获利。”
然而，拉维奇先生没有注意1967纽约的泰勒法对于市财政的影响，该法案授予公共工会集体谈判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以及采个人所得税的权力，最初征收最高2%的边际税率（现在是3.876%。）。新的税收刺激了政府的扩张，私有经济受到挤压。拉维奇先生回忆说，1975年底，纽约市已经失去了超过50万个私人经济领域的工作岗位，超过100万人靠救济生活。银行拒绝借更多的钱使债务负重，这直接导致了城市危机的加深。工会领导人诅咒着银行，尽管他们曾资助政治工机。警察封锁了交通，消防队员请病假和环卫工人举行罢工，一起抗议裁员。
拉维奇先生同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国家将借7.5亿美元拯救城市；工会同意冻结工资；银行和城市养老基金会购买新的政府债券和美元；华盛顿将为新的税收和公共雇员养老基金提供23亿美金。（1976以前，工人对于养老金很少支付。）
拉维奇先生说，这次危机中真正的英雄是同意使用公共养老基金的资产购买城市的债务的工会领导人们。联合教师工会主席艾伯特决定购买新的政府债券是勇敢的，拉维奇写道。然而，工会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填补养老基金，在这本书中这部分内容被忽略掉了。拉维奇老朋友艾伯特，后来邀请拉维奇先生去参观工会的总部，一起享用美食和美酒，这都是成员们为了感谢他拯救了整个城市送来的。”
在他的回忆录中，拉维奇先生似乎是纽约政坛的'阿甘'，同时兼任着大都会运输局的首席执行官和副州长等职务。他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里都有朋友，他个人的亲和力有时会掩盖住他的分析能力。在他笔下，除了马里奥和纽约州长古莫是保守而笨拙的，其他民主党人士都得到了他的赞扬。虽然“任何政客都是自恋的，”市长科赫”经常自嘲。“有些无能的市长“戴维Dinkins，是一个极好的人。”这样的外交文件，往往都隐含着重要事实。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纽约市救助开创了先例，在此之前那些同样经历过危机的城市太大，在政治和经济上地位不同一般，反而导致了自救的失败。
拉维奇先生推荐的解决方案，对于一些在政府透明度和公共教育情同样遭受财政问题的美国城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无疑都得益于像拉维奇先生这样的公民领袖。
原文选自：华尔街日报
译者：蒋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