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还记录下了应接不暇的首字母缩略词，如SMILE（学生日常处理信息和学习，Students Managing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Everyday），FASTT数学（系统教学视角下技术的流畅性与自动性，Fluency and Automaticity Through Systematic Teaching With Technology），SMART目标（特定，定量，可获得，相关和具有时效性，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levant, and Timely）。这些枯燥的术语传递了明确的信息：教育工具和评估准则的激增不过是改革干预下的大量炮制所致，一直缺乏实际参与，也没有深入学科研究。由此我大可推断：贝克肯定从超级教师工作坊（superteacherworksheets.com）等网站看到了大量空洞的宣传册。任课老师总是怀疑代课老师能否胜任繁重琐碎的工作，贝克努力维护教室秩序的经历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学校发放的iPad还提供了BrainPOP、Quizlet、Edmodo等教育网站的登录口。根本不需要技术人员你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网站用起来麻烦比价值更大——贝克把它们描述为“中世纪的权杖，只能束之高阁”。所以贝克甚至不经常去学校，他发现学校的网速太慢，根本无法使用。孩子们经常因为忘记账户密码等原因而被锁定。试图修复软件故障则会整体抹除一个学生此前的全部学习工作。结果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有时iPad毫无征兆的就被没收了，这让还在坚持用iPad教学的老师们大为苦恼。而就算iPad可以正常使用，学生们更多地也是用来打游戏，看视频或者听音乐。不过，这并没有让贝克烦心，因为可供选择的替代品实在太少了，而且他也从来不是个顺从的老好人。
然而随着本书的进展，贝克的不适感也在逐步加剧。他在书中反复强调，校园里的男性比例严重不足，这样的环境也让贝克内心叛逆的“卢梭”（Rousseau）渐渐苏醒。（我们在每栋大楼里遇见的男性只有寥寥几人）。某个高中读写班的学生提到了有关卢梭的一项作业任务，贝克立刻指出这个法国思想家存在性别歧视。他向班里的同学解释道：“卢梭的教育思想只适用于男性，卢梭觉得女性应该是服务角色，做好一切事情，这样男性就可以回归自然，做自由的个体。”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贝克先生对自己“流氓拯救行为”却视而不见——他总是热衷于对学校员工评头论足，认为以女员工为主的校园环境令人扫兴。而自始至终，他自己都可以期待着从代课生涯脱身，重回自由自在的作家生活。
贝克所谓一些好的教学思想似乎就是给学生一些赞美的空话。八年级的学生在向贝克展示他们写的短篇小说草稿时，贝克的建设性意见竟只是鼓励学生们“讲真话”。此外，他还轻率地就对于特殊需要学生的诊断提出了质疑。贝克的信条很明确：沉闷的学校是一切罪魁祸首。具体来说，贝克甚至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或那个孩子会因为儿童多动症（ADHD）而服用药物，他的快速判断是孩子们不需要吃药。（孩子们正在进行药物治疗，而他怎么可能会懂这些呢？）一个最恶劣的例子是，某个班里有个12岁的孩子，在已被告知这个孩子有情绪波动问题的情况下，贝克曾自作主张让男孩把正在服用的药物陆续停掉。结果就是贝克最终还是向护士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也是在他书中唯一一次这么做。可护士根本不需要他的意见，护士明明才是这种情况下的权威人士。
贝克开始积极地在暗中破坏学校的日常活动，他曾鼓励中学女生违抗数学实验室的签退制度，还告诉同实验室——专门针对困难学生开放——的另一个女生，最好在家里接受教育。对于那些没有学术倾向的学生，他武断地认为应该让他们去上职业教育学校。有两个高中生——其中一个曾在少管所待过——透露，贝克曾在金属技术课上大发雷霆。当时学生们不停吵闹，玩iPad，还谎称完成了作业。贝克挫败地发现学生们并没有投入课堂，还在玩课堂以外的东西，于是被激怒了。他指着iPad说：“这他妈就是一个破屏幕。”他还曾责骂过一些男孩，就因为他们没有朝着贝克所认为对他们最好的方向努力。
贝克欺凌老师的控告也不在少数，尽管他似乎还在为这个行业里的男性找借口。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坦言道，“我喜欢沃尔什先生（Mr. Walsh）”。现在贝克也不介意提高嗓门的声音了，他认为这样的声音代表着强权，就像车间里的呐喊一样。贝克的理由是：“他能在中学当老师的唯一原因，便是他能够像一个组织活动家一样，通过呐喊让所有说话者安静下来。”突然我就在想：早前贝克听到的女老师的吼叫到底得有多糟糕呀！她们是真的叫得太响，还是贝克的眼中，女性提高嗓门就如同泼妇一般？
贝克是一个幻想家，就算在学校系统中，他也无法阻止自己沉溺于幻想当中——比如把每日上学时间从六个小时缩减到两个小时；比如每个班只收四五个孩子；比如开玩笑说，所谓基础教学系统就是“高薪的老师们驾驶着涂成海军蓝的校车，从一条街开慢慢到另一条街，就好似冰淇淋车和移动图书馆”。他还写道：“当然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学校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有效的教学场所，而是在给那些父母工作的孩子做全天候的免费保姆。”
这并不是说，贝克设想要在他梦想中的学校里开展什么更严肃的工作。他一直强调“我爱这些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快乐无忧无虑。在他看来，即便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也太小太感性，他们没法去了解大屠杀的恐怖，也无法去阅读关于越南战争的《士兵的重负》（The Things They Carried）一书。然而，关爱学生，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是一项辛劳的，费时的，要求苛刻的工作，就和为人父母一样。因此，教学工作价值巨大，这种价值不是贝克坚持短短三个月时间就能体会到的。
不管贝克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作为普通学校代课老师的个人观点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基础教育通常关乎儿童与女性的话题，容易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却很少能得到应有的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学生，还有学生背后的成人家长们。学生们深陷学校要求的各种任务要求，没有时间思考，不能悠闲交流，无法发现学习的新方法，家长们的表现则可以用贝克引述的卢梭的观点来解读——仅仅只是在“服务和做好一切”。贝克的新书警醒我们，师生本就在一条船上，唇亡齿寒，依存共赢。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编译：崔培越，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