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曼特尔的“悲伤论”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7-03-27 16: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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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是如何“运转”的呢?过往的生活历历在目,你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于是,你感到惊慌、内疚、困惑。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反思了人们感到悲伤的普遍过程,并从许多书籍中得到了验证,其中就包括克利弗·S·刘易斯(CS Lewis)的经典著作《卿卿如晤》( A Grief Observed)。

希拉里·曼特尔的“悲伤论”

亨利·佩奇·鲁滨逊(Henry Peach Robinson)1858年作品《弥留》(Fading Away)(皇家摄影学会供图)

“从没有人告诉过我,悲伤的感觉竟与恐惧如此类似。”《卿卿如晤》一书开篇,刘易斯就以这样一句话,向读者重新诠释了“悲伤”这种生理机能。他把个体内心不同的失落感概括为一种普遍性的体验,并将其传递给每一个读者。“你讲的这些内容我有所感受。”读这本书时,你会这样想。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丧亲之痛,比如密友、父母及孩子的离去,你肯定也失去过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婚姻、工作、你的身体器官,抑或其他身心层面给你身份认同感的东西。

或许你恰好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上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机会,失去了名望和正直,或者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抛诸内心某个角落。或许你只是在浪费时间,为了一些根本无法想起的事情一蹶不振。所有的损失和后果都不堪设想。怀疑之后是麻痹,麻痹之后是焦虑、绝望和疲惫。过往的生活历历在目,你却再也回不到过去;梦中,孔雀开屏,美丽的喷泉惊鸿一现,但清晨醒来,你却被现实阻挡,迎接你的依旧是无尽的失望。

悲伤像恐惧一样噬咬你的内脏。大脑紧绷着一根弦,绕得团团转。过度的悲伤致使你感到恐惧,完全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你用怀疑的眼光审视那些普通人。你就像一个被孤立在荒岛上的麻风病人,巨大的鸿沟将你与别人隔开。刘易斯很想知道,一个悲伤的人是否应该像麻风病患者一样被孤立起来,以避免和其他人相遇时的尴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就算初衷是善意的,也多少会流露出一些羞怯之意。

如今被誉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易斯,也是上世纪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他的回忆录《惊喜之旅》(Surprised by Joy)写于婚前。他在书中融入了童年生活的全部,关于信仰转变的经过描写得尤为出彩。1956年,刘易斯结识了美国诗人乔依·戴维德曼(Joy Davidman),告别了学究式的单身生活。婚后他成为两个男孩的继父,生活幸福美满。四年后,乔伊因癌症不幸去世。

刘易斯出生于1898年,毕业于一所公立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一名军官。他是知识分子,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一个害怕人群和女性的人。刘易斯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连理智也无法阻挡的体验。这个过程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而然,身边女性的离去让他陷入“悲怆和泪水”之中。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忆起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母亲就不幸去世。在看到母亲遗体的一刹那,“悲伤完全被恐惧所吞噬”。没有人引导他释放悲伤,而他本该自然流露的悲伤也被大人们剧烈的反应所淹没。悲伤的情绪,一旦无法当场发泄,似乎就会积聚很多年。这会加剧我们日后的悲伤,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妻子的离去,使刘易斯突然陷入信仰危机之中。

婚姻让他的人生趋于完整,为何又将妻子从他身边夺走?作为一位神学家,刘易斯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作为一个人,他感觉自己就好像被一个专制独裁的黑暗政权扔回了学前班的教室。他很快发现,悲伤会带走我们赖以生存的支柱:它会没收我们的认知,削弱我们的理性。它会破坏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宗教信仰。刘易斯于1940年出版了《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一书,他在书中回答了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所说的“唯一的问题”,这也是穆里尔一部小说的题目:如果说上帝是善良的,那他为什么会让无辜的人们饱尝苦痛呢?刘易斯毕生都在研究理论。妻子过世后,他再次开始研究。这一次,他充满了沮丧。这种沮丧不仅是因为悲伤的事件本身,更是因为他自己对事件的反应。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这种失去的苦痛通常会愈演愈烈,因为他对上帝非常恼火,却又对自己的愤怒感到羞愧和内疚。我们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刘易斯关于“宗教不过是一种慰藉”的想法是如何萌发的。

但这并不是说刘易斯不再信奉上帝。他只是对自己质疑上帝的本质感到恐惧。他也得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安慰,但却似乎毫无作用。“你告诉我‘她去了’。但是我的身心都在大声哭喊,回来,快回来吧。”作为基督徒的刘易斯突然发现自己内心其实是个异教徒,他但愿自己能像俄耳甫斯(Orpheus)一样,前往地狱去解救自己的妻子。

失去的苦痛慢慢累积成形,复杂而又变幻莫测。悲伤让你的生活永远处于一种暂时性的体验中,就像“一个狭长而蜿蜒的山谷,每一个沟壑都可能呈现出一幅崭新的图景”。逝者逐渐离我们而去,人格逐渐消散,形象也不再完整,最终沦为记忆的产物。这个过程充满了惊慌和内疚:这些记忆之于我们合理吗?足够吗?一年过去了,但失去的苦痛每一天都以全新的方式折磨我们。刘易斯在创作《卿卿如晤》时,并没有用心理学语言具体描述他的悲伤,而是交替使用两个视角来叙述,一方面是灵魂的追寻者,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受伤的孩子。

如今,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人道主义词汇库”,以备不时之需,然而这些准备有时似乎毫无用处。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1969年出版的《论死亡和濒临死亡》(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把悲伤的过程分成五个心理阶段:抗拒、愤怒、挣扎、沮丧、接受。她建立的这个模型容易被误解为是一个线性模型,并会被浪得虚名的顾问和半生不熟的朋友利用,无意中成为一种再次伤害悲伤之人的手段。比如:“什么,你陷入困境了吗?在原地兜圈子无法前进?一直处于“沮丧”之中,达两年之久?或许你需要一位精神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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