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惊悚题材中的秘密、谎言、背叛情节，都可能发生在姐妹之间，而且还多了几分嫉妒与敌对——尽管手足应该是比伴侣更值得信赖的人。纳拉·艾伍德的《姐姐的骨头》（My Sister’s Bones）是今年首部探索姐妹关系的小说，米歇尔·亚当斯4月份出版的《我的姐妹》（My Sister）也设定在这一背景下。这两部书中，家庭中的秘密日益凸显，虽然表面上是父母掩盖了秘密，但故事的重点并不是如何修复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这也不可能，因为两部书都是以父母一方的死亡作为开篇），而在于父母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子女。
6月份，克洛伊·J·埃斯帕斯多将出版个人三部曲中的第一本——《疯狂》（Mad）。据称该三部曲为限制级，内容不设限，将探索“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妹间的反目程度：偷走自己姐妹的完美人生，然后就此生活下去。”嫉妒、背叛、复仇也是爱丽丝·温妮的《有时我会撒谎》（Sometimes I Lie）和伊莎贝拉·艾希顿的《小妹妹》（Little Sister）的主题。温妮透过不可信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主角，令读者困惑不清，又将她们的童年生活与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进行插叙，让读者分不清两姐妹谁是谁。而希尔顿的小说由姐妹中的一人讲述另一人的故事：最后我们才知道，一切原来是对很久之前的背叛的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谁都懂。
心里学家朱丽叶·米切尔认为，手足之争的根源在于，由于认识到自己并不独特而产生的心理创伤。手足关系是相似点与不同点的交织，有兄弟姐妹的孩子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要学着接受两个明显不同的个体同时存在的事实——新生的兄弟姐妹处于家庭中相同的位置，尤其与父母的关系也相同，这让他们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同时又各有差异。
米切尔认为，这种情况下先出生的那个会感到“没有归属感，无所依归，弄不清自己的位置”。她认为，关键在于对家庭位置的困惑，而不是身份。她解释道：“他们为之挣扎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在什么位置？’，不是身份问题（虽然这两者常常混淆），而是‘我在这段家庭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手足惊悚题材如此具有吸引力并能大获成功，正是因为它运用了这种困惑。任何惊悚小说能够引人入胜的原因，就是能够利用人们对于自己最可怕的噩梦的恐惧。这些小说中被手足取代的场景，正是令人恐惧的现实所在。
安·摩根所著的《抢走我名字的人》（Beside Myself）就利用了这种特别的恐惧，并得到了不错的反响。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可以说是这一文学潮流的开山之作。书中两位长相一模一样的六岁双胞胎海伦和艾丽决定互换身份。她们的计划非常成功，骗过了所有人，甚至是她们的妈妈。然而，当海伦（人们眼中的“好孩子”，领导者、早熟、阳光、甜美有礼貌）厌倦了这个恶作剧，并告诉艾丽（人们眼中的“问题儿童”，反应迟缓、邋遢、笨拙、忧郁）该把名字换回来的时候，艾丽拒绝了。海伦试着这样安慰自己：“我可以去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来展现海伦最好的一面，这样即使我头顶着艾丽乱糟糟的头发，穿着她槽糕的衣服，也掩盖不了真正的海伦的光芒，妈妈肯定能认出我。”
不幸的是，这并不管用，海伦发现自己困在了现实的噩梦之中。讽刺的是，随着她对此越来越沮丧，并且愈加绝望地试图说服别人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海伦，她就越来越像她的妹妹，那个她一直试图说服别人自己不是的人：没有逻辑、不守规矩，是别人眼中谎话连篇的人。最终海伦几乎被逼疯了（成年后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而这种命运正是手足惊悚题材的受害者们可能面对的：偷走的姐妹身份，既是终极的恐怖故事，也是终极的报复行为——只是取决于谁是受害者，谁是行凶者。不过，究竟孰是孰非，并不容易做出判断。
原文选自：BBC
（编译：赵若婵，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