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语（Swedish）是社会生活语言研究的典型案例。直到60年代末，瑞典语中的称谓一直相当复杂，性别、社会地位、场合礼节的差异，还有其他一些细微的差别都有各自不同的称谓。比如代词“du”（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只用于孩子、爱人和朋友之间（非正式场合）。60年代以后，一切变得大为不同，“du”开始成为标准，用于非正式和正式场合。但是如今，人们又开始呼吁恢复“ni”（第二人称复数形式）在正式场合的使用。
多伦还在书中给我们讲述了语言消失的故事。1898年6月10日，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沿岸的克尔克岛（Krk），一枚地雷爆炸。“有两个受害者，”多伦写道，“其中一人名叫托纳·乌达尼亚（Tuone Udaina），是世界上会说达尔马提亚语（Dalmatian）的最后一人。”当今，差不多有500种语言的使用者少于100个人，其中约有50种语言只有1位使用者。
有一些语言以特别的方式保留下来。1777年，康沃尔语（Cornish，属凯尔特语族）的最后一位母语使用者离世。然而这种语言见证了20世纪的语言复兴，在正确拼写、用法和发音方面与其他语言展开地盘争夺战，因而得以发展完善。作为爱尔兰语（Irish）的使用者，我们就像对待精心修复的老爷车一样对待这种语言：既为之自豪，又不敢冒险骑着它去兜风。
多伦的母语是荷兰语（Dutch），他在书中格外留心那些英语中没有却应该考虑借鉴的词语。比如挪威语（Norwegian）中的“utepils”一词，意思是“大晴天在外面喝啤酒的悠闲状态”；苏格兰语（Scots）中的“sitooterie”一词，意思是“可以亲密地在一起的空间”；冰岛语中的“Jólabókaflód”一词，字面上翻译成“圣诞节要读的书”。
对《欧洲语言指南》一书的最大的批判就是其不完整性。该书章节众多，且都很短小，涉及范围广，这也让读者期望获得更多。
作为母语是英语的人，我们在出国时无需像讲爱沙尼亚语（Estonian）的人一样努力让别人理解自己。当我在伦敦的咖啡馆里写这篇文章时，旁边一个人正在手机里语重心长地告诉电话那头的人要学会讲英语。《欧洲语言指南》这本书，对于我们这些单一语言使用者来说一个警钟：这是一本关于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发明的书，趣味十足，多伦用这本书来提醒他自己，也提醒我们，到底错过了多少乐趣。
原文选自：每日电讯报
（编译：王丹，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