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手稿中，创新性的拼写可能会让非专业读者感到困惑。比如根据审问记录，被告女巫提图巴（Tituba）说：“shee allsoe said that shee seed a yalow burd that said unto hur sarue [serve] me and shee seed 2 catts。”（大意：她还说她喂养了一只黄色的鸟和两只猫。）手稿中包含许多如今已经过时的词汇，还有一些词义的变化，比如“silly”（愚笨）在手稿中是无知的意思；“paragon”（模范，典范）指的是羊毛或者丝绸；“old cratten”是恶魔的意思；“burling”是旋转或扭曲的意思；“behaged”是迷惑的意思。
这种令人费解的拼写，尤其是那些欠缺专业培训的“记录者”们的拼写却显得格外重要。语言学家认为，拼写可以反应语音。大部分清教徒要么出生于英格兰，要么属于第一代移民，他们带来了广泛的地区性英语方言。语言学家亨利·亚历山大（Henry Alexander）在1928年的美国演讲中，首次发表文章，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手稿中的语言进行研究。他主要关注的就是发音的变化。比如，手稿中把“ill”（生病）拼写“elle”，把“witches”拼写成“weches”（女巫），与当时英国上流社会把“will”（意愿）发成“well”，把“children”（孩子）发成“cheldren”如出一辙。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由瑞典、芬兰和北美组成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团队着手修订塞勒姆女巫审判案手稿，并于2009年了完成一本名为《塞勒姆女巫案迫害记录》（Records of the Salem Witch-Hunt）的书。这一次，他们在语音研究过程中加大了对记录者拼写的关注力度。格伦德说：“这些手稿中反映了17世纪美国部分人口的语言特征，问题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哪部分人。”他与佩科拉一同参与了手稿修订项目，根据他们书中所述，这些手稿中包括一系列英语方言，同时，受“平行”效应影响，随着定居者逐渐调整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方言会与原住民的语言一起融合成一种新的美国俚语。英语单词“her”（她）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在手稿中，这个单词有有以下几种拼写方式：”har”、”her”、”hir”、”hor”和”hur”，这表明这一单词以前曾有多种发音方式，后来才整合为一种。
修订团队还收集了其他关于当代书面语言的信息，比如书写风格、大小写、标点符号和缩写等。“如今人们在短信语言等现代交流方式上倾向于用缩写。”格伦德说，“但手稿中却只用缩写。”有些缩写是直观速记，最后一个字母写成上标，比如用”sept”（9月）代替”September”。有些缩写则显得更为特殊，比如用“goodw”（贤内助）代替“goodwife”；”ym”（他们）代替”them”。
通过研究这些书面线索，修订团队已经识别出了塞勒姆女巫案中40%的抄写员，也从中发现了一些历史细节。根据佩科拉和他的同事雷斯托·海图雷（Risto Hiltunen）2007年的描述，塞勒姆教区职员托马斯·普特南（Thomas Putnam）是一个“受折磨”女孩的父亲，同时也是审判大法官。他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措辞转录了多人的口供，结尾大都是：“在我心里，我（的确）相信X是一个（最恐怖的）女巫/男巫。”佩科拉和海图雷认为，普特南不断复制简单的证词，提交给法庭，并以这些来作为所谓确凿的证据。
2012年，佩科拉、格伦德和独立历史学家马戈·伯恩斯（Margo Burns）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文档中偶然发现了学界一直以为已经遗失的记录——该案中最终被当成女巫绞死的玛格丽特·斯科特（Margaret scott）的审判证词。在2014年夏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有学者指出，该证词最后一行“我十分确信（uerily beliue）她是女巫”是用蘸有较轻墨水的优质鹅管笔写的，很可能是由抄写员后期添加，以便把所有罪名强加在陈述中。对于1692年的塞勒姆镇而言，文字是导致这场冤案的致命工具。
原文选自：波士顿邮报
（编译：彭茂峰，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