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和约翰·赫特（John Hurt）参演导演托马斯·阿尔弗莱德森（Thomas Alfredson）执导的电影，该电影改编自著名谍报小说作家戴维·康威尔（John le Carre）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图片来源：雷克斯图片社）
柏林墙倒塌后，谍报小说不再一如往昔，作家们 也是时候去找寻新的对立面了。——评论家齐亚·巴塔里（Jane Ciabattari）
冷战给谍报小说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背景时代。像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戴维·康威尔（John le Carre）笔下的情报员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和莱恩·莱顿（Len Deightor）笔下的哈里·帕尔默（Harry Palmer），这些情报大师形象不断上演着精心策划的间谍行动。他们目标明确，在重重危机中与共产党间谍们博弈。在冷战期间的谍报小说中，背叛和欺骗常常会把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但敌人却始终明确。比如，戴维·康威尔笔下的史迈利背叛了他的克格勃（KGB）同仁卡拉（Karla）。很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冷战期间，任何读者翻开一本谍报小说，都对书中为数不多可能发生的冲突心中有底。”谍报小说作家欧连·史坦霍尔（Olen Steinhauer）这样说道，“不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抗，就是英雄与政府腐败之间的 对抗——贪婪的西方人总是自己搞垮自己的体系。”
冷战时期，谍报小说的读者们常会读到“双面间谍”，比如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写的《第四条款》（The Fourth Protocol）。“洗脑效果”也是当时谍报小说的一大元素，比如莱顿（Deightor）的《伊普克雷斯档案》（ The Ipcress File）。那时的间谍技术相对落后，没有如今高科技惊悚片中的卫星监控和手机追踪系统，角色往往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在小说《你只能活两次》（You Only Live Twice）中，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在新婚妻子被杀后濒临崩溃边缘。而《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结尾更是震撼人心，双面间谍的两难处境的确拷问人性。当然，读者也能从谍报小说中找到些许乐趣——高档餐厅的晚宴，浪漫的调情，主角们总能出入世界上任何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甚至包括那些铁幕背后的国家。
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的《你只能活两次》后来被改编成为电影《007系列之五·雷霆谷》。（图片来源：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 Alamy图片社）
冷战的结束让谍报小说作家们迫切需要找寻作品中新的对立面。“冷战结束后，这种题材失去了完美的时代背景，”谍报小说作家约瑟夫·卡能（Joseph Kanon）如是说。作家们无法再依赖冷战时期那种简单的对立面了。史坦霍尔说：“俄罗斯元素保留下来，却被塑造为一个盗贼统治国家。”他的米罗·韦弗三部曲（Milo Weaver trilogy）聚焦中美关系——冷战后世界范围内众多冲突之一。“冷战期间，恐怖主义只是谍报小说的其中一个主题，而现在，它显然已经成为小说中矛盾冲突的主要来源。中东国家和宗教极端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成为谍报小说的素材。在这类小说里，你仍然可以看到国内政治腐败，而美国与欧洲之间越发复杂的关系也是作家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他说，“还有电子监控和告密者的英雄身份……这些都是如今谍报小说作家们喜欢的非常棒的写作元素。”在2014年小说《开罗事件》（The Cairo Affair）中，史坦霍尔与时俱进，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中的利比亚和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开罗也写入了自己的小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