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世界格局
自1989年后，谍报小说中的间谍游戏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以前，我总写一些在冷战的阴霾下挣扎的角色。”戴维·康威尔在柏林墙倒塌后这样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能拿到一手新牌，我当然高兴。”紧接着他开始就以国际毒品贸易、俄罗斯黑手党、洗钱和集团腐败为主线创作小说。在2001小说《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里，康威尔刻画了一个“危险、衰败、被掠夺的肯尼亚，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在这部作品中，医药公司把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当作小白鼠，来进行药品测试。
康威尔2001年小说《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2005年被翻拍成电影，由拉尔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领衔主演。（图片来源： Alamy图片社）
后来，康威尔又开始关注国际恐怖主义战争，以及美英两国的虐囚事件和非常规引渡行为，比如他2008年的小说《最高通缉犯》（A Most Wanted Man）。他笔下的人物托比·钟（Toby Bell）是英国外交领域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在后帝国时期和后冷战时代获得真正的身份认同”，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几乎如出一辙。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Frederick Forsyth）同样热衷描写热点新闻。他在1994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出版了小说《战争的拳头》（The Fist of War）。2006年小说《阿富汗人》（The Afghan），收录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军情六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与“基地”组织之间的抗争。而在2013小说《死亡名单》（The Kill List）中，福赛斯刻画了一个利用网络号召穆斯林暗杀英美领导人的“传道者”角色。
也有一些作家还是习惯把故事情节设定在冷战期间或是冷战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不喜欢讲当代的故事，认为当代政治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因素。间谍小说大师亚伦‧佛斯特（Alan Furst）的惊悚片讲的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故事。约瑟夫‧卡能（Joseph Kanon）的1998年小说《浪子的间谍》（The Prodigal Spy）和2011年小说《柏林迷宫》（The Good German）讲的也是1945年的故事。他说：“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开启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冷战的确给谍报小说带来不少创作灵感，但谍报小说的实质并未改变——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期望他们的英雄能抵御外敌。真正改变的是冷战时期谍报小说中黑白分明的对立面。史坦霍尔说道：“角色的矛盾情绪来自谎言和托词带给他们的焦虑和和心理压力。”如今，谍报小说里的对立面不再黑白分明，英雄和罪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忠诚的定义也不再泾渭分明。
原文选自：BBC
（编译：郑佳璐，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