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果我们阅读一本较老的作品，或是我们不熟悉的有关其他国家文化传统的小说，难道就没有新鲜感了吗？至少会有陌生感吧？比如《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少年维特的烦恼》 （The Tale of Genji），或者就像涅埃沃的《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当然有，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已经历经几个世纪，让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信服。我当然可以另辟蹊径，与世人唱反调，但如果要这样做，我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喜欢这本书？一代一代经久不衰？再者，我根本没法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作者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反映，因为事实上我根本不了解十一世纪的日本社会是什么样子。就算《源氏物语》带给我陌生感，这也是因为书中描述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生活其中。
哪怕是读涅埃沃的小说，尽管已在意大利生活了三十年，也看过一些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小说，但我并不了解十九世纪威尼斯、博洛尼亚和米兰的实际生活。我不会对涅埃沃书中描写的1848年革命有任何反应，但我可以对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小说《伦敦场地》（ London Fields）提出各种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艾米斯书中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伦敦生活，而我就在那里。我可以给切中要害地给他挑毛病，感觉异常兴奋。这种感觉在读菲尔丁（Fielding）的《汤姆·琼斯》（Tom Jones）时，完全不会存在。我感觉到乐趣，多半是因为：哇，这个世界曾经是多么的不一样啊！
当你阅读敢于重现当代场景的新小说时，以下问题总会让你感到兴奋：对于我所感知到的世界，其他人会如何阐释？会让我觉得陌生难解吗？作者试图告诉我什么？有关我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吗？作者的方式会不会有用？若是我也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和应对这个时代，又会怎样？读《尤利西斯》、《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贝克特三部曲》（ Beckett’s Trilogy）、《卡塔琳娜·布鲁姆失落的荣誉》（The Lost Honour of Katharina Blum）、《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或是《德里罗的冥界》（DeLillo’s Underworld）时，这些都是读者面临的问题。但这些书最终让足够多的读者找到了公民，并在公众认知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前人所写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比如B.S.约翰逊（B. S. Johnson），在属于他的年代，他的读者也会思考作品与社会的联系，并从中获得乐趣，贝克特也一样。但是如今的读者已经无法体会。
罗伯特·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在《卡德摩斯与哈默尼的婚姻》（ The Marriage of Cadmus and Harmony）中表示，读了《伊利亚特》（Iliad），才发现这么多年，艺术几乎毫无进步。对此我很难否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品就毫无意义。世界在变，人也在变，当代小说之所以吸引我们，在于作者描写当代事物的敏感笔触。2005年，我正在写小说《利斧》（Cleaver），我的欧洲编辑抱怨书中的人物为何要发短信。他年纪较大，又不习惯用手机，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噱头。很难想象八年后有人会反对小说中的人物发短信。为了叙述现代生活，如今作者笔下的人物必须有iPad和智能手机，要乘飞机或者坐火车。现代生活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和身份，也让我们的经历完全不同。我们已经习惯不断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打交道。
事实上，如果一部新小说仅靠对过去小说的东拼西凑，试图把读者带回连作者本身都不了解的年代，以便重现那时的乐趣，通常会受到质疑。过去的时光永远无法重现！阅读涅埃沃的乐趣，在于作者确实处于复兴运动时期，确实想在那个变化中的世界里寻求一个位置。而托马西·迪·兰佩杜萨（Tomasi di Lampedusa）的《豹》（The Leopard）写于20世纪50年代，则是一个迷人的仿作。
关于逃避主义的话题已在各种故事和小说中被写过太多，但也许最大的逃避就是永远躲在过去的“家”里（那个历史和文献中描述的“家”）。我们躲在过去的时光里，却不愿面对当下——我们此刻的生活和此刻的“家”。
这是希望和恐惧共存的地方，
当希望不在，信念重会来临;
失败和胜利都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一切未完待续……
原文选自：纽约书评杂志
（编译：王娟，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