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没自信“说不”
我基本上什么项目都接，因为我就是爱这一行，也害怕没人再给你说不的机会。——艾娃·德约列，《蔗糖女王》
记者：否决项目困难吗？你们都有说不的自信吗？
大卫·E·凯利：年纪大了就会容易一些。你看看这张桌子，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擅长于自己的工作，但是成功后，必将有重担随之而来。
艾娃·德约列：我不太懂得拒绝，Netflix问我想不想做文字工作，我会接受；苹果问我想不想做商业广告，我也会接受。我基本上什么项目都接，因为我就是爱这一行，同时也是害怕如果不接就没有人再给你说不的机会了。而在这份恐惧之中，我最害怕的是，当业内的风潮转向女性权益，或者有色人种复兴，尤其是当下电视中的黑人元素，但你却做不来这类项目。
丽莎·乔·诺兰：除了多产，还有一种压力叫不要搞砸。
杰姬·科恩：谁都喜欢新生儿，所以制作一部新戏是最兴奋不过的了。但是当你被拒绝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尤其当你已经研究了很久之后，这就有点尴尬，有点像青春期。那种你可以从头来过，创造一些新东西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蔗糖女王》
3 剧集外麻烦多
观众们一旦沉浸在角色之中就开始变得疯狂，他们太往心里去了。——杰姬·科恩，《女子监狱》
记者：你们已经尝试过骚扰、强奸、杀人、种族主义、厌女症和精神病等各种各样的题材，百毒不侵，上一次你们因为某话题而感到由衷紧张是什么时候？
杰姬·科恩：我从未因为任何话题紧张过，当然我们得把恐怖主义踢出考虑范围。
瑞恩·墨菲：真的吗？
杰姬·科恩：真的。我们正在为Netflix策划一个少年耶稣的项目，这让许多人感到紧张。故事类似《纯真年代》（上世纪80年代经典美剧），但主角是耶稣，我们挑战了很多条条框框，然后舆论就疯了。珊达·莱梅斯讲过一个故事，在她把帕特里克·德姆西写死之后（《实习医生格蕾》），愤怒的粉丝在她家门口安营扎寨，以示抗议。观众们一旦沉浸在角色之中就开始变得疯狂，他们太往心里去了。
大卫·E·凯利：写《大小谎言》的剧本非常揪心。故事对妮可·基德曼造成的伤害一样会辐射到编剧身上。你不可能沉浸在这样的故事中，转身又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去星巴克。一旦你走出这个故事和场景，就必须担起制作人的职责，向亲信知己寻求意见，因为你希望确保自己足够有责任心。
瑞恩·墨菲：时代变了。现在如果你挖得不够深，高管会觉得你失败了。而在我刚起步的那个时候，你几乎啥也不能做。在1998年想让一个同性恋写同性恋的角色，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这个时代的人有更强的社会意识，信奉自由主义，对电视业都有影响。
杰姬·科恩：但并不会反过来影响社会。
诺亚·霍利：我觉得电视剧没有义务解决某种社会问题。我们会事先做很多调查研究，但我希望在电视剧中他们都是暗线。每次宣传下周有个特别集，我就很紧张。我的工作不是制造话题，而是讲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