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下的报纸、杂志及报刊业显示了出版业中，有些戏剧性的改变正悄然地以迅雷之势发生。乔治·布鲁克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书中，他未对新闻制度发出丝毫牢骚，而是以敏锐的视角概述了他投身已久的事业。在美国，广告收入是迄今为止报纸的主要经济支持。2000年报纸的广告收入是635亿美元，而在2012年却下滑至190亿美元。同一时期，谷歌的广告收入从零跃升至465亿美元。2001年至2011年间，美国报纸也得就业率下降了44%。欧盟的报纸收入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减少。英国的报纸发行量在整个21世纪下降了25%以上。很难想象会有第二个产业正经历如此迅速的败落。
布鲁克在其书中写到，杂志在“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目的以及市场之间的交叉处”运营。因此很难将这一产业面临的经济危机（只是媒体业主及其员工的问题）分类，也很难将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分类。正如布鲁克细腻地写道：“主要的新闻工作者相信或轻易被说服，他们所做的事如此功德无量而且意义非凡，人们应该支付他们”，但是这个信念太宽泛，对非新闻工作者不具有说服力。新闻工作者认为更加缜密的论点可能是：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可使批量生产的新闻成为独特的、对社会有利的新闻，可使具有不同观点不同兴趣的大型群体汇聚在一个共享的公共谈话中。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出版业的兴起对公共领域的创造至关重要。报纸也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是“想象中的社区”这一观点的中心。互联网经常提供不同观点，相互矛盾的主张，而杂志不同，它可提供经验证的公正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记者可出面展示对公众而言重要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不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比如当权人士的不端行为。
布鲁克认为，对杂志的这一看法并未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是，这种观点只能代表整个出版业历史的其中一小段有限的部分—布鲁克是指16世纪末期。他成功地提醒我们，直到19世纪，才开始形成商业支持、政治独立、人员齐备、批量生产的出版社。在那之前，出版社是印发传播自由言论，以及告知公众政府及商业基本信息的媒介。在1830年，英国才开始将“新闻工作者”这一术语作为一份全职职业使用。美国人发明的粗鲁的社会行为—采访，英国在19世界80年代才作为标准的新闻技巧使用。据我们所知，报纸新闻要求发明快速运转的印刷机以及城市的发展。成功地将刑事、体育、人类的兴趣娱乐以及更加高尚的材料转变成一个行业的社论内容需要大量的补充。20世纪初期，至少精英报纸不再依靠街边出售，开始依靠广告和长期订阅获取经济支持。这符合规定的社论信条，即清醒、冷静、客观。但是成功的报纸不会永远完全高尚。布鲁克写道：“从来就没有喜欢严肃新闻的大众。”出版有利可图的材料赚取的利益用于支付对社会有价值的材料。
20世纪后半叶，如今在报刊业被视为黄金时代。在那时，报刊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对此布鲁克认为，主要是因为收音机和电视的出现。从1950年至2008年，美国报刊每千人的销量下降了55%。起初出现的问题并不明显，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增长，人口增加，广告收入也在上升，报纸受众的丢失主要显示在业绩不振的报刊开始破产（200年以前伦敦有50家以上日报）。比如1975年，由于高成本和管理障碍的限制，初入报刊业的人几乎不可能建立一家大型日报。在曾经一段历史时期，报社受到竞争和新闻组织的保护，可收集、打印传播人们想知道的大量信息，例如体育比赛分数、电影放映时间表、股票价格以及更多常见新闻，以牢不可破的包装出版，而这些信息从别处都无法获取。这样，报刊可向广告商和订阅者收取可观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