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让塞维利亚如此特别的，不只是它的财富和异国情调，还有它的彼多拉官邸（the Casa de Pilatos palace）。官邸内有一个房间，其天花板的画出自委拉斯开兹的老师弗朗西斯科·巴切柯(Francisco Pacheco)之手。巴切柯拙笔涂抹的神像表明，他可教给委拉斯开兹的技术寥寥无几。然而，巴切柯却有着恢弘的艺术视角，他写了首部有关艺术批判主义的西班牙作品——至关重要的是——引导了一群艺术家在这间房间相遇，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
委拉斯开兹将会迈向会说话的艺术——一个打开他的双眼、丰富他的想象力的地方。这座宫殿是一个极妙的文化混合体。华丽的伊斯兰瓷砖和灰泥装饰着这个庭院：中世纪早期，一个来自北非的穆斯林柏柏尔王朝（Muslim Berber dynasty）统治了塞维利亚——在十三世纪这座城市被基督教“夺回主权”很久之后——西班牙上层贵族们让穆斯林工匠为他们建造宫殿。
但是，十六世纪时，这里的装饰品添加了一层文艺复兴（Renaissance）元素，因此，希腊诸神的雕像罗马皇帝的半身雕像上贴着蓝色的瓷砖，刻着古兰经经文（Qur’an inscriptions）。伊斯兰教和文艺复兴这两个世界愉快地相遇了。在一个花园的小洞穴内，甚至有一尊以感性的威尼斯文艺复兴（ Venetian Renaissance）画作为原型的沉睡着的裸体雕像。关于西班牙天主教的严重程度，就到此为止。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委拉斯开兹看到的第一幅关于维纳斯（Venus）的画。委拉斯开兹画了感性的《镜前的维纳斯》，画中，维纳斯悲伤的脸庞在镜中清晰可见。
这座房子——绝妙地融合了欧洲和非洲，基督教徒，异端和穆斯林地文化——是了解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天赋以及他那展示同一事实的不同方面的卓越能力的关键。他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已：他可以同时揭露一个以上的“现实”，揭露他在一个城市中同时确切了解到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东西。他的卖水人，甚至可能是摩尔人的遗产：卖水人是非洲的传统职业，在马拉喀什（Marrakech）的大市场上仍可见到。
委拉斯开兹将他的同情心和对现实复杂性的感觉都带到了他1623年获得的工作中：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御用画家。相较他的故乡塞维利亚，他熟悉的马德里更难找一些。宫殿都已被烧毁或者拆除。在日落时分的丽池公园（Buen Retiro park），我看到人们在散步。丽池公园为菲利普四世所建，现已对公众开放。在委拉斯开兹那直白得令人不安的肖像中，可以见到菲利普四世那长着上翘胡须的修长脸庞在不断衰老，变得更加悲伤。
菲利普还委托西班牙顶尖的艺术家来颂扬他的统治。委拉斯开兹的画作被挂在临近的普拉多（Prado），但是它颠覆了国王宣扬功绩的野心。布雷达（ Breda）的投降表明西班牙粉碎了在荷兰发生的叛乱。衣冠楚楚的荷兰指挥官交过布雷达的钥匙的那一刻，穿着更考究的西班牙将军带着高傲和堪比堂吉诃德的骑士态度鞠躬。委拉斯开兹带着伤感和讽刺揭露了这种文明交流的妄自尊大：饱受战争创伤的荷兰景色在集结的部队身后延伸开去，烟雾从远处的农场中冉冉升起。其他画家在刻画战斗中的军团中做文章，委拉斯开兹却能通过一柱烟雾诉说更多关于战争的毁灭的东西。诉说着两个真理：骑士式的投降和战争的代价，胜利和胜利的徒劳。委拉斯开兹可以将那些所有的东西画到国王委托的官方画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