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我们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我必须脱掉我的衣服和剃光头发，我的左臂上还被纹上了一个数字。头发被剃光几乎是很惨痛的，因为你真的沦为无名小卒。我偶然注意到那个帮我登记演奏大提琴的囚犯。她看着我说：“这实在是太棒了。站到一边，你会得救的。”如果我当初只是那群囚犯中的一个而没有演奏大提琴，我想，今天我也无法坐在这里。
奥斯维辛指挥女子管弦乐团由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侄女阿尔玛·罗赛（Alma Rosé）指挥。每天在囚犯们早上列队出去和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站在大门那里演奏进行曲。（集中营周围都是囚犯工作的工厂）。每周日，我们都会在集中营里开一场音乐会。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因为我在乐团里，我的经历也不同。但我们全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灭绝集中营。那气味，那烟雾都让人终生难忘。而它总是不间断地燃烧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体制非常狡猾。你几乎很难会和德国人扯上多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把权利都下放到囚犯了。而这是个让人恐惧的体制。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鞋子保持干净。但地面上是一种黄色粘土，如果下雨或者下雪，鞋子就弄脏了。紧接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点名。即使是有痢疾的人也无法幸免，他们会被要求站在外面，在严寒中饱受痛苦。
那个在我初来乍到时帮我登记的女孩向我要我的鞋子，我就把我的鞋子给了她。那是一对系有红色鞋带和大绒球的黑色猪皮鞋。我姐姐来到营地的时候，也是由那个穿着我的鞋子的女孩登记。我的姐姐问那个女孩是从哪里得到了鞋子，女孩告诉我姐姐，鞋子是属于乐团的一个乐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太大了，我们也许从不可能和彼此相见。
1944年，我们被转移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整个营地完全乱成一团。营地的负责人对如何处置我们毫无头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无所事事让我们自生自灭。我们被尸体包围着。冬天的时候，我们没有合适的衣服，而天气回暖的时候，尸体就开始腐烂。
1945年4月15日，我们解放了。我们无处可去。我从未想过回家。对德国人，我满腔仇恨。无论如何，那时我们的家在波兰（Poland）。我会在那里找到什么？另一门语言，举目无亲，形单影只，一无所有。
1946年3月，我们来到了英国。没有人询问我们的经历。人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经历。对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你又能说上什么呢？
我和我姐姐以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反犹太主义会成为过去式——而这只是我们太天真的想法罢了。我花费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回到德国。我经常被问及关于原谅的话题，但实际上，你不能原谅那些无法原谅的事情。
82岁的贝婷·勒·博（Bettine Le Beau）在大屠杀期间是一个“侥幸逃脱的孩子”。在被藏身在农场达三年之久以前，她和哥哥，母亲在法国的一个集中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