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格勒：“我曾经认为我的父母很平凡，但其实他们非常特别。”（托姆·阿特金森）
1993年，我2岁，住在德国的一个中型城市，我的父亲经营着一门生意。然而之后的五年里，犹太人的境况遭遇极大恶化。犹太人被袭击和逮捕，我父亲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人们都不想和我父亲做生意。
1938年11月9日是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分子在午夜闯进我们的公寓和进行肆意破坏。我和妹妹露丝（Ruth）站在我们的房间门口目睹这一切。我的父亲被带到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但因为有伪造的签证，他才得以动身去巴黎。[在那时，如果你能够拥有达豪（Dachau）或者是布痕瓦尔德签发的签证，就可以离开]。我的母亲，我和两个妹妹都被赶了出来，所以我的母亲送我们到莱比锡城（Leipzig）和她的父亲一起居住，而她留了下来。
1939年6月，我们带着另一个伪造签证飞往巴黎。我的父亲为我们五个租借了寄宿公寓里的一个房间，卫生间在室外。战事爆发后，法国人把我的父亲当作是德国公民抓了起来，并把他送到了一个集中营。我的母亲因为抚养三个孩子穷困潦倒，所以我和露丝去了由儿童救援组织OSE管理的一间犹太儿童救养所。
我的故事写满离离合合：我的祖父在十月末的时候被逮捕；之后我的父亲失踪了，又回来了，又再次失踪了。后来我们和我们的母亲和妹妹分开了。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因为你不可以有选择性地忘记。我只是把在那些年里发生的一切都抹去。
当纳粹党到达巴黎的时候，儿童救援组织OSE把我们安置在里摩日（Limoges）附近的一个家。和妹妹莱亚（Lea）一起留下的母亲，最终也一起来到了这里。难以置信的是，我的父亲最后从营地里释放出来，我们在儿童之家得以全家团聚。美国国务院给几百个在集中营的犹太孩子发放签证，但这也不可能把孩子们全都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所以他们也给儿童之家的人发放了签证。
距离他们离开的日子还有两天的时候，两个孩子生病了，不能通过体格检查。短时间内，我们是唯一一群可以离开的——我的父母在这里，他们可以签署文件。他们整个晚上都在争吵，我的母亲说：“他们不可以走，他们太小了，那里太远了。”我的父亲说：“但那也正是重点。”最后他们决定我和露丝可以出发，但莱亚太小了所以还是留下。然而，即使战争结束之后，我仍因想起作为幸存者而怀揣一种罪恶感。
我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有人走不成。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活了下来。我10岁的时候坐船去美国，但我一点也不记得登船和那两周航程的事了。
战争期间，我曾住在纽约三个不同的寄养家庭里。我心里痛苦，但我觉得我总是要乖点，不要制造麻烦。我相信，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实际上，我的父母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我的小妹妹莱亚也被秘密抵抗组织（Resistance）藏了起来。1946年，我们在美国团聚了。
我曾经觉得我的父母是非常平凡的人。当他们在纽约定居，他们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但他们又是那么的特别。我们是幸存下来的完整的核心家庭。我们非常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