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博：“我的母亲告诉我，‘你的人生是幸运的。’我也这么相信着。”（托姆·阿特金森）
我的战争开始于1940年，那时德国人正进军比利时（Belgium）。那时我8岁。我的父亲是一个毛皮商，他正在伦敦出差。我的母亲让他待在伦敦并对他说，她会带上我和哥哥到巴黎，再从巴黎到英国。
布鲁塞尔（Brussels）火车南站（The Gare du Midi）人山人海，因为每个人都想逃出去。我们上不了火车，所以母亲让一位出租车司机载我们到巴黎。马路上全是行走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路边，因为他们提不动了，而且知道生命更为重要。
我们来到巴黎后，就去和我父亲的朋友会合。为了让我更兴奋，母亲告诉我，我很幸运能够看到巴黎。当德国人到达巴黎后，我们搬到了波尔多（Bordeaux）附近的一个村庄。然而那时我们就被带到了俘虏收容所。直到那时我仍在想：“我快要见到我的父亲了。”我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那个收容所太可怕了。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男人哭泣。我的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我们被转移到了一个集中营，营里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分开管理。大概有30个孩子在我们的军营里。我们睡着一个铺满稻草的麻布袋上。
孩子们的适应性很强。我们曾玩过游戏，讲故事和结识朋友。我们并不像成年人那般忧心忡忡。我的母亲曾在我三岁还是四岁的时候告诉我：“你是一个很幸运的女孩，你的一生都会过得幸运。”母亲这么说很聪明，因为我相信了这句话。
一天晚上，一名志愿者偷偷潜入集中营营地。她来自其中一个帮助孩子逃脱集中营的组织。她说：“今天晚上我可以带10个孩子离开。”许多母亲都拒绝了，但我的母亲说：“你可以带我的两个孩子走，但你得告诉我，如果我可以离开这里，我怎么样才能联系上他们。”逃脱的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因为受过的创伤我尿床了，让我十分惭愧。我身上有虱子，所以他们撒了一些粉在我的头上，还在头上系上一条围巾。
1942年，“最后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指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实施，那些儿童救援组织知道他们要关闭这些儿童院，否则德国军队会来带走孩子们。儿童救援组织OSE（Oeuvre des Secours aux Enfants）把我们送到了在瑞士边界上的一间小屋。每周有10个孩子会被偷偷送到此处。终于轮到我和哥哥的那周时，德国人却逮捕了向导并且杀害了他。
救援组织人员找到了一个愿意带两个女孩的农民。但一开始他们带我到一个房间里，并告诉我，我的姓不再是科雷（Fallek）。我有一个新的身份：我是法国人，我的父亲是一名战俘，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无论别人对你多好，”他们说，“即使是你觉得他们很好，也绝对不要改变说法。”那个农民和他的妻子非常和蔼，我在那里呆了三年。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我哥哥找到了我。我们一起去找母亲，她一直在法国的集中营里。她从来没有告诉我她经历了什么，她也不想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我们来到了巴黎，来到了一开始同住的家庭所住的地方。我们睡的床是他们家两个男孩睡过的，他们的两个男孩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的母亲在哭泣。我们最终到达了伦敦，我的父亲如今在这里已经有了房子。但当他在伦敦的时候，他已经遇到了另外一个女人而且和她有了另一个孩子。我的母亲极为震惊，不知所措。
我的经历让我一直能够保持乐观。乐观点吧，这行得通。我的母亲说我很幸运，而这也正是我所相信的。
伊芙·库格勒，83岁，生于德国。在被送往美国之前，她与她的父母分离，居住在为流离失所的犹太儿童而建造的儿童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