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教皇约翰·保罗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在当时极权主义政权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约翰·保罗的童年生活受极权主义政权的影响颇大——起初是二战时的纳粹占领，后来又有冷战时期的斯大林和苏联对波兰的统治。作为牧师和主教，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他，共产主义是敌人。
相反，教皇方济各——原名豪尔赫·贝戈格里奥（Jorge Bergoglio ）——成长在阿根廷领导人、民族主义者胡安·庇隆（ Juan Peron）的政权之下。
教皇方济各传记的执笔人奥斯汀·艾维雷（Austen Ivereigh）也在阿根廷学习神学。他称，阿根廷政治一向以庇隆主义为主，但很难用传统的政治术语来下定义。
“这真的不是左翼或者右翼的问题，”他说，“庇隆主义源于阿根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的复兴，与工人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和工会有关。” 艾维雷认为，年轻的贝戈格里奥深受庇隆主义思想的影响。
两位教皇对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理解也迥然不同。解放神学是一项具有争议的运动，基础理念是——福音要求教会把穷人放在首位。在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该理念风靡拉丁美洲，并使拉丁美洲的教会处于分裂状态。约翰·保罗认为，该理念迷惑了一些牧师和主教，使他们成为准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使其进入了暴力的意识形态。作为教皇，他对一些解放神学家进行打击。而豪尔赫·贝戈格里奥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欣然接受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却接受了许多解放神学的原则，也认同奥斯汀·艾维雷关于解放神学“民族主义版本”或所谓“人民神学”的说法。
然而，约翰·保罗和方济各的经济学著作却都体现了同样的知识传统——天主教社会教学（Catholic Social Teaching）。这个知识传统最初起源于1881年的教皇文件《新事》（Rerum Novarum）。在这份文件中，教皇利奥十三（Pope Leo XIII）提到，“革命变革精神”将席卷欧洲。
文件的部分内容明显是为反驳共产主义思想为设计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是那场变革的一部分），但同时，文件也对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因此，这样一个陌生的组合完全无法套用19世纪流行的左右派别。
英国经济学家毛里斯·格拉斯曼教授（Maurice Glasman）曾是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的亲信，博士方向是天主教社会教学。对于天主教社会教学同时拒绝左右两派传统意识形态的做法，他曾经很是着迷。
“它真的反对只有国家或者市场这样的思想。”他说，“它主张激活社会所谓的团结，这样就可以摆脱富人对穷人的统治，而是依靠工会和职业协会等辅助原则，达到分权。”格拉斯曼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因为它“拥护用户私有财产”，“反对集体主义“。
近期，他在梵蒂冈参加了一个关于天主教社会教学的会议，并发表了一篇论文之后，随后受到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攻击。对此，他依然记忆犹新。“你知道无论你说什么，总会有人非议，不管你是谁。”挑战开始了。“是的，这就是共产主义，试图干预管理的特权，干预资本，干预价格，而那些全都已经被尝试过了——这就是苏联。”
在随后的讨论中，格拉斯曼高兴地发现，自己得到了教皇和慕尼黑大主教的支持。刚好，慕尼黑大主教也叫马克思——红衣主教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