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基姆·菲尔比
有一次，军情六站的站长乔治·肯尼迪·杨（George Kennedy Young）想让罗伯茨见一见他的“明星特工”，这名特工与克格勃有“亲密接触”。
“我拒绝了这一提议”，罗伯茨在1969年的信件中写道，“几周后，乔治·杨非常忏愧地告诉我，明星特工是一个独恋特工。他的揭秘纯属偶然。我私下向盖·利德尔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他事先的提醒，我有可能已经遇难。”
回到伦敦后，罗伯茨和利德尔再次谈论起叛徒的话题，问他叛徒的身份是否已经确定了。据罗伯茨的说法，利德尔回避了这一问题。
利德尔又问罗伯茨有没有想过军情五处也有可能被“渗透”了。 罗伯茨说有想过。然后他们继续聊，提到“那种人”有可能是苏联间谍。罗伯茨说有可能是“一个凭借自己能力和社会接受程度爬到了指挥者位置的人，他肯定也像军情五处其他长官一样上过同样的学校和大学。”
他认为这个间谍可能被意识形态“鼓舞”了，而不是为了金钱利益。罗伯茨回忆说，他曾经说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尝试这种任务“没有用处”——因为他的背景太不一样了。
“在这点上，我犯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罗伯茨写道，“我说过，如果苏联特工成为一个或两个阵营的成员，我怀疑是否会有人愿意认可他那值得怀疑的忠诚。”
在利德尔的日记中，没有任何这种谈话的记录。
罗伯茨的信件上说，他觉得他失去了利德尔的信任，其他人也变得可疑了。他深知认为自己被伦敦周围的四分之一的新手特工跟踪。
1956年，罗伯茨被告知“处长已经决定免除我的职务。”有人告诉他，说有人认为他“不适合做情报工作”。他搬到了加拿大，尽全力去忘记过往。
哈里·李在军情五处回复罗伯茨1969年的长信时说，对于琼斯的到访导致他病情复发，他很抱歉，同时说到他没有必要担心罗伯茨会有其他任何问题。他向罗伯茨保证，观察员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
罗伯茨的孩子们记得他在收到回信之后似乎就放心了。但是，当他们在罗伯茨死后发现信件的时候，才意识到他经历了怎样的焦虑。罗伯茨的大儿子，现年79岁，说父亲受到了严重的虐待。“他曾经是康沃尔文法学校的学生，他说了关于那些高级的家伙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别人不相信他——他说那些人给他制造了他经历的大量压力。”
回顾罗伯茨的信件，军情五处的历史学家考尔德·沃尔顿认为，这表明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怀疑一个优秀的特工造成的军情影响。“这展示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悲剧，在情报工作中被非常亲密的朋友不信任的悲剧。”
安德鲁认为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那就是罗伯茨不适合文职工作，还有就是他受到了战时荣誉的困扰。“二战后，他被安排做文职工作，但这不起作用。他开始变得非常沮丧。开始开展调查苏联的渗透后，他开始变得不理性地思考，认为自己反正就是一个嫌疑犯。
罗伯茨的女儿克丽丝塔现年73岁，认为同事们一个简单的承认就可以把她父亲从多年的不幸中解救出来。
“我想，要想得到他同事的认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需要一个荣获英帝国勋章的军官或者类似的人，只需要军情五处办公室说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就行。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一个不起眼的人，但是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