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波利战役期间，在赫勒斯海角（Cape Helles）沙滩上卸下装备的印度军团
事实并未按民族主义者的想法进行。一战结束，作为战胜国，英国拒绝承认曾允诺给印度回报，不但不赋予印度自治权，还强行实施专制的《罗拉特法》（Rowlatt Act），赋予殖民地政府特权来打压、审查报界以镇压反帝国言论，不经审判就拘留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以及无拘捕令就逮捕任何一个有叛国嫌疑的人。印度人民对这部严苛的法律表示抗议，但受到残酷的镇压。最严重的事件是1919年4月的加连瓦拉园（Jallianwallah Bagh）惨案。准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毫无预警地命令其部队向1.5万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开火，造成1499人死亡，1137受伤。那些人当时在阿姆利则（Amritsar）一封闭式花园进行示威游行，并无暴力行径。
英国称颂戴尔为英雄，还付给他可观的酬金以示嘉奖。而这成为印度殖民地与大不列颠帝国主义最终决裂的导火线。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爵士将其爵士头衔归还给英国，抗议“在印度作为英国臣民的无助处境”。他不想要“与耻辱不一致”的“荣誉勋章”。
英国背信弃义，在战争结束后对印度施以沉重打击，而印度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一切，最终却遭过河拆桥。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没什么地方需要感谢那些士兵，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出国后为他们的外国主人效劳而已。在殖民统治者的命令下，为不相干的战争卖命而失去生命或四肢是他们需要承受的职业风险——这不具备将其视作为国而战的资格。
1915年，勒克瑙骑兵旅英印士兵在司令部一农家场院休息
这也是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想法。他们听任自己同胞的英勇事迹被遗忘。1964年，世界人民在纪念一战50周年时，任何国家都几乎没有提到印度兵，尤其是印度。
印度不参加纪念仪式，也不缅怀牺牲的战士，这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在印度也没有一战纪念碑：普遍的想法是现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印度以其士兵参战殖民战争为耻，认为没什么好歌颂的。
然而，英国没有如此，而是在新德里建筑凯旋门来纪念这场战争，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印度门。印度门，建于1931年，是一座受欢迎的纪念碑，每天有数百人来参观，只是他们不知道它是用来纪念在一战牺牲的印度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