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撒旦恐慌之源
无论描述多么含糊，超自然细节多么不可信，血祭诽谤和女巫审判的史实都无可辩驳。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各种有悖常情的描述和版画艺术。但很明显，这还不够。道德恐慌能够最终成气候，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小说的作用。历史学家菲利普·詹金斯（Phillip Jenkins）指出，赫伯特·戈尔曼（Herbert Gorman）1927年的小说——《大衮庙》对撒旦恐慌的到来产生了关键影响。如今的人大都已经忘记了，在当时，由塞勒姆而来的恶魔崇拜既激进又富影响力。但纯虚构的作品只关注上个世纪对巫术的着迷，当时的人们利用这些巫术在当代美国建立撒旦崇拜。该书吸引了很多读者，也影响了不少极具号召力的作家，比如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罗伯特·布洛赫（Robert Bloch）和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
到了20世纪30年代，撒旦崇拜已经在低俗小说中找到了归宿，并从中成长了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的恐怖电影中，这个主题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喜欢1968年的恐怖电影《魔鬼出击》（The Devil Rides Out）和流行的《魔鬼圣婴》（Rosemary's Baby）而认识了撒旦崇拜。也是从那时开始，超自然的撒旦主题打入了20世纪70年代的摇滚乐市场，重金属音乐则紧随其后。它们都很酷、很刺激且反主流反传统。它们也进一步推进了撒旦崇拜。
但这也仅是撒旦恐慌之前的虚构因素。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些为撒旦恐慌推波助澜的现实事件。
在19世纪的邪教崇拜的刺激下，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在伦敦的黑弥撒在20世纪10年代的媒体中找到了支持。美国人通过阅读了解这个陌生、吓人的享乐主义者以及他举行的仪式。1966年，安东·拉维在旧金山建立撒旦教会一事更是引来更多媒体的围观。教会的教义主要来自个人主义和无神论，除此之外它还用具有挑衅的舞台效果的邪恶仪式包装自己：黑色长袍、五角星、蜡烛和裸体。
接下来是现实犯罪中的撒旦崇拜因素，素材取自侦查人员和犯罪者的小说和神话。早在20世纪30年代，警方已在思考祭祀邪教的动机。1969年的曼森家族谋杀案引起了媒体对撒旦动机的怀疑，1989年被判刑的连环杀手——理查德·拉米雷斯（Richard Ramirez）在他的罪行和随后的审判中公开的援引撒旦之名。魔鬼杀手已经成为现实。
仅有一些因素促成了随之而来的恐慌。把事情逼上极端的是对儿童以及我们自己的紧急威胁。
在这张1990年拍摄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亚特兰大（Atlanta，美国城市）的费伊·耶格尔（Faye Yager），她建立了一个地下网络保护虐待儿童和恶魔崇拜中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