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仪式虐待
15世纪的巫术理论家和审问者通过恐吓和折磨得到证词，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受害者的忏悔符合他们期望，甚至超过他们的期望，对超自然恶魔和放荡也有控诉的理由。
那么，在20世纪晚期，为什么这些证词口说无凭却依然大行其道？为什么理所当然的审问易受影响的年轻人？
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虐待儿童已经成为美国媒体的热点话题。绑架儿童、杀害儿童及儿童色情等报道在引起公愤的同时也令人作呕。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都无法姑息。1978年，琼斯敦（Jonestown）宗教公社的儿童死在了圭亚那（Guyana，拉丁美洲）。该事使得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活动与虚构的撒旦崇拜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
之后，在1984年，对加州麦克马丁幼儿园性侵犯的指控以及漫长的审判，让当代美国人牢牢记住了“撒旦仪式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SRA）。六年后，审判结果是无罪释放和免职，但这场荒诞的官司确实在媒体中炸开了锅。起诉人控诉说，很多老师都在以长袍、面具、五角星和祭坛为特点的仪式中对好几百名儿童实施了性侵犯。
整个美国突然出现无数与麦克马丁幼儿园相似的案件。事件通常都从指控现实的侵犯开始。接着，后续的调查往往挖出涉及面更广的性侵事件。每一个案件都围绕着那些主要问题，每一个易受影响的孩子都迫切希望恰当的描述出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很多案件中，成百上千的日间护理人员和父母都被指控性侵儿童。毫无疑问：邪教仪式上的侵犯已经演变成现实存在的犯罪。
但撒旦恐慌不仅给当时的儿童带来威胁，对于过去的儿童来说也是一种威胁。毕竟，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秘密邪教把矛头指向儿童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可能，甚至连你的童年也可能曾被牵涉到残忍的邪教仪式之中。你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唤醒埋藏在心底的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会有一场记忆再生运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恐慌。支持者们认为，那些受伤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孩提时受到性侵犯的记忆—— 可能被埋葬在潜意识里。尽管这些记忆基本被忘记了，但这些情感碎片仍然会对你的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治疗师将这些记忆挖掘出来，用记忆恢复疗法（RMT）进行治疗。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多数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性侵的受害者至少能回忆起事件的部分经过。即使是少数将整个事件都忘记的案例，后来也肯定能回想起来——但他们只能构建出貌似可信实则与真相相去甚远的记忆，或者说虚假的记忆。
记住，记忆并不是扎根在石头里的，它的媒介更像是软粘土：每当我们将储藏的记忆抽取出来的时候，它们非常容易受我们自己或他人的操控。实际上，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Daniel Schacter）识别出至少七种会影响准确回忆的因素，其中包括暗示的力量。幻想、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像也能粉饰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被创造，就跟真的一样，很难再被消除。
1980年的书《米歇尔记忆》（Michelle Remembers）帮助巩固了公众认知模式里埋藏的SRA记忆。该书由加拿大精神病专家劳伦斯·佩兹德（Lawrence Pazder）和他的病人（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合著，详细记述了史密斯的治疗经过：在一定疗法的帮助下，她回忆起了20世纪50年代在温哥华长期受折磨和侵犯的经历。虽然该书最终名誉扫地，但它为很多SRA幸存者的回忆录提供了模版，在当时也确实引起了媒体轰动。
也许你能够看到唤回的SRA记忆的吸引力。如果你成年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一些深埋的心理创伤引起的，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治疗师能够将它从你的心灵里提取出来——将它从黑暗中挖掘出来并且直面它，事情会是什么样呢？也许你还可以想象遇到一个好心的治疗师，他（她）满心热情的为你抽取这些灰暗的记忆 ，无论这些记忆在撒旦崇拜的文化处境中被伪造得多么巧妙。
也因此新闻头条上充斥着邪教仪式和丧失记忆等报道。杰拉尔多·里维拉（Geraldo Rivera）1988年在黄金时段推出的特别报道——《揭秘撒旦的地下工作》和其它电视曝光展览出各种“专家”治疗师、执法老兵和SRA幸存者。
这些传达的信息很清晰：恶魔崇拜者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热衷于仪式性的侵犯，且借古老的邪教之名杀害我们的孩子。出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安全考虑，我们会转移自己的视线，将很多痛苦最终归罪于完全不存在的——“外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