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充满技巧、世俗色情又超脱灵魂海滩男孩乐队。
和60年代其他年份比起来，1966年的青年文化与现实政治有着更加多的矛盾和冲突。在英国，《时代周刊》因动荡伦敦观念遭遇到工党政府的工资冻结政策：这是另一种严峻的局势。“流行的时代”眼看就要被“喊停”，8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如此报道。1966年末，《时代周刊》的一名高级编辑认为这种“动荡”已经失控，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才能开得起的玩笑，而英国早就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了。
当《共鸣》同时成为英国和美国排名第一的专辑时，反青年文化开始进行反击。在里根竞选加州州长的那个星期内，在日落大道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那不合时宜的宵禁治安整顿法律激怒了当地的青少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约有1000名青少年进行抗议。随着洛杉矶成为媒体中心，这件事也成为全国性新闻。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双方互不让步，言辞越来越激烈，矛盾激化在11月26号和12月10号达到顶点，标志性事件是警察动手打人。
日落大道的暴动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回忆，这也预示着一场更严重的动乱的来临。这些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年老与年轻一代的战争，海滩男孩乐队成员德里克•泰勒（Derek Taylor）说“这是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的整体矛盾”。正如记者杰里•霍普金斯（Jerry Hopkins）在12月暴乱高潮结束后说的那样，“事实是现在有两种派系，两种看法。年老的一代根本不能理解或者拒绝试着去理解年轻的一代……双方的分界线就是这样形成的。”
年轻一代开始转移自己的中心，去挖掘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正如《时代周刊》报道的那样：“1966年，美国25岁及以下的公民数量已经超过25岁以上的了，预计到1970年，处于25岁及以下这个年龄层的人数将达1亿……如果这些数据暗示着变化，那么年轻一代人拥有的各种资格证书就为这个变化提供了实质性的证明。年轻人从来没有如此自信和有力，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掌握为人处世的技巧。可以预知的是，他们是独立性更高的一代。而对于大人们来说，他们的独立也让他们变得非常不易掌控。”
警察在沃茨暴动中搜寻非裔美国青年。
1966年是60年代的顶峰；是这十年里最活跃的一年。这个时候的歌曲仍然深深影响着后代的人，但它们同时也是那个时代那些地方的缩影。就像12月份，作家兼文化工作者托尼•霍尔（Tony Hall）形容的那样，“现代音乐与现代生活相互反映。”流行音乐确实真实反映了1966年，而且它比形象和销量更利益攸关。
这不是由于甲壳虫乐队的成功和资金流向年轻一代人造成的突然松绑。这一年的音乐和许多引导社会更加自由化的运动和谐共存。其当时反映的能促使社会走向民主和开放的因素在今天仍然有意义，影响着一代人的怀旧之情。
60年代的年轻人是如何被政治化的令人着迷。从里根/撒切尔夫人（Thatcher）时代以来逾30之久，这个时期就一直被右翼政治家所诟病。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尤其是维护年轻人利益的法律以及结构性失业现象。但是60年代的年轻人依然被各权威以及史学家所摒弃，认为他们是过头的、不切实际的，尽管他们很优秀。像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提出的观点一样，这在本质上是很有趣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获益的到底是谁？
如今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所有事的，并且还力图把其价值观强加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了钱。但就像那句老话说的那样：他们了解每样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们试图粉饰重改60年代中期的景象，然而这一引人注意的挑衅行为却成功了：他们用现今的价值观来否定过去的成果。回到主要的源头，你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1966年间，显而易见的是年轻人们创造了一种振奋人心且进步的大众文化。他们敢于做梦。尽管他们只是侥幸成功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鼓舞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