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畅销故事书，讲的是普通人所做出的功绩。
在苏格兰斯凯岛，文学教授梅格·贝特曼（Meg Bateman）接受采访时对我说，英国异教和他们的故事从未真正消失。在基督教的征战中，异教在英国得以保存，特别是苏格兰，且存在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长。贝特曼用盖尔语授课，他说，尽管一神论横扫了欧洲大陆原本存在的宗教，但在英国却费了一段时间。罗马人修建的哈德良长城，阻挡了北方蛮族大军的入侵，也将苏格兰与外界相隔离，因此在苏格兰依旧保留有异教信仰，这种信仰来自于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化又来自于皮克特人、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连续不断的入侵。
甚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很多人都还认为有平行世界存在。那些说人会变形的神话故事被很多家族代代相传，这些家族住在城堡里，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海豹和熊。贝特曼说：“盖尔文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世界的阴暗面”。死亡不是“上天堂或下地狱，而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虽然身死，但精神依然可以影响活着的人们”。很多故事都是以平行世界为基础展开的，例如《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黑暗崛起》（The Dark Is Rising）、《彼得·潘》和《黄金罗盘》（The Golden Compass）——所有这些都以描写其他世界为特点。
而这种信仰是清教徒们坚决不能接受的，他们为躲避宗教迫害，逃离英国，来到岩石遍布的新大陆海岸。塔尔塔说，美国的特点在于没有什么本土民俗文化。尽管非洲奴隶将他们的风俗带到南方种植园，印第安原住民也有很多神秘的传统，但除了一点印第安故事和价值较低的本国作品（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被保留下来，其他丰富的文化很少保存到今天。
而美国的畅销故事书，讲的是普通人所做出的功绩：比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野姑娘杰恩（Calamity Jane），甚至还有伊利运河上的骡子萨尔（Sal）。由于人们经常在伐木和采矿营地举行各种吹牛性质的竞赛，因此出现了很多夸张的文学作品——荒诞故事（Tall Tales）。里面有巨人樵夫保罗·班扬（Paul Bunyan）、骑马快如闪电的牛仔佩科斯·比尔（Pecos Bill），以及钢钻工约翰·亨利（Joh Henry）。约翰生而为奴，死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握着铁锤。这些人物体现了美国人的期待：他们得到了名望。
英国儿童听到的故事可能都关于皇室命运，这些故事从亚瑟王从石头中拔出剑的那一刻就有了。格里斯沃尔德认为，来到美国的移民从那些“与生俱来的王权”手下逃脱，来到美国，因此对挑战贵族统治更有兴趣。他指出，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作品《王子与贫儿》（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就证明，王族和平民是可以互换身份的——“于是我们的故事里并没有什么城堡”。
贝特曼在接受专访时说到，两国的差异可能在于，美国人“缺少讽刺的幽默，因此无法质疑现实的可靠性”。这一点和英国讽刺、自贬的幽默方式大不相同。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绘制的礼仪书《亲爱的，你说什么？》（What Do You Say, Dear?）就因此备受赞誉。然而就算是《小妇人》，贝特曼都认为，这本书就是新教徒用来“教育人们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做到最好”。
也许一个没有救赎和道德规则的世界，更有助于留存下令人感动的故事。爱丁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像建立在七丘上的罗马一样古老，那里小巷遍布，连通铺着鹅卵石的街道，街旁是石砌的建筑，顺着弯弯曲曲的台阶而下，可以到达海岸——这是八岁孩子迦勒·桑塞姆（Caleb Sansom）眼中的样子。他和妈妈一起在镇上的图书馆看书，他说自己喜欢的故事里要有“淘气的动物，能像人一样做事情”，比如《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里的蛤蟆先生（Mr. Toad），就“超速行驶出了车祸，不怒反喜，最后还进了监狱”。而美国式的故事书，比如《大森林里的小木屋》，就写了“太多的规矩，‘要做这个，不准做那个’，实在是很无聊”。
异教的民间传说很少涉及道德方面，更多的是在塑造人物，比如讲述那些依靠智慧和技巧获得胜利的人物：寻获至尊魔戒，在与咕噜姆（Gollum）的猜谜比赛中获胜后逃遁的比尔博·巴金斯；《咕噜牛》（The Gruffalo）里调戏饥饿的猫头鹰和狐狸，却没有被吃掉的老鼠。格里斯沃尔德把这些人称之为“暴君”，他们满足了儿童的天性：推翻权威，不顾礼节：“孩子的逻辑要比大人还要怪”。然而贝特曼认为，在异教神话故事中，年轻人身上才有直面罪恶的品质。进一步来说，对于孩子以及他们顽皮的天性，异教和基督教的意见是对立的：异教认为刚出生的婴儿是纯洁的，而基督教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带有原罪，需要改正。就像《鹿苑长春》里的裘弟（Jody），他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小鹿，并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着各种艰难的选择，最后他原谅了母亲，担负起男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