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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故事结构，作者们真正需要了解多少？这是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的电影理论：
你必须要把人从束缚中解脱出来，而非将其束缚，让人去适应故事，适应生活，适应情绪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我们面临的诅咒是，电影行业中有80%的从业者是“半瓶醋”。你身边肯定有人读过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和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如今他们跟你提起的都是英雄的旅途，而你只想让他们闭嘴。
德尔·托罗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很多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结构研究是对其能力的背叛，就好比是庸人寻求替代的缪斯。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只会以一种方式结束。戴维·黑尔（David Hare）说的很清楚：“观众会感到单调无聊。观众厌倦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式的电影，厌倦了这些表演、弧形拍摄手法以及个人征程式的故事。拜约瑟夫·坎贝尔所赐，千篇一律的东西太多了，观众会感觉愤怒和冒犯。现在，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在这一体系之外。”
在好莱坞，对形式边界的提出贡献非常大的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进一步表示：“三幕式结构是每个人似乎都在坚持使用的固有电影剧本结构。我并不感兴趣。我真的认为自己比大多数编剧更关心结构，因为我认真思考结构的问题。”但是他们的抗议太过了，黑尔的《锌床》（My Zinc Bed）和考夫曼的《傀儡人生》（Being John Malkovich）都是传统故事形式的绝佳代表。然而，他们对其十分厌恶（我认为愤怒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声称自己厌恶这种结构，却又忍不住去用。
所有的故事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模板，作者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所要使用的结构。他们所必须遵循的物理、逻辑和形式规定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编剧的关键吗？下这样的结论时也要当心，严格遵守秩序、说明和目录，这也是传统模式爱好者一贯的做法。否认叙事多样性和多方面的特殊性，风险几乎和《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毫无价值的卡索邦（Casaubon）一样大，他在解释生活的时候放弃了生活。我们总想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套用一个复杂的难题。
但是规则的确存在。《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和《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的编剧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认为：“真正的规则就是戏剧的规则，是亚里士多德的规则。而假的电视规则，就是愚蠢的电视台高管告诉你的，‘你不能这样做，你得在这里用三幕式，在那里用五幕式’。 这话太蠢了。”索尔金认为，所有伟大的演员都知道，他们应当对制作工艺有所了解。任何形式的艺术组合，就像语言一样，都有不一样的语法和结构，这也是人类思想最美妙和复杂的体现。
作家根本不需要理解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最棒的作家都有令人惊讶的能力，无意间就能架构起故事的轮廓，就像9岁时那样，这些都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中。
毫无疑问，这些规则是有帮助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简洁明了地指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没有对时间和音调的认识，弹出的钢琴就不好听；但约定俗成的规则并未限制住贝多芬（Beethoven）、莫扎特（Mozart）和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即使你要打破规则（为什么不应该打破呢？），你也要先有坚实的基础。就好比抽象印象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和未来学家这样的现代主义先驱们，他们冲破规则之前都是具象绘画大师。他们必须知道限制是什么，才能打破它。艺术评论家休斯·罗伯特（Robert Hughes）认为：
毫无例外，近百年来每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从修拉（Seurat）到马蒂斯（Matisse），从毕加索（Picasso）到蒙德里安（Mondrian），从贝克曼（Beckmann）到德库宁（de Kooning），都曾属于（或钻研于）学院派绘画。与现代主义斗争多年的传统绘画，原本就是是现代主义取得成就的基础。只有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他们才得以进行突破……蒙德里安用他苹果树之美的经验，开创了几何图形的哲学之美。
电影和电视的作品内容并非是正统结构（特别是在欧洲），但是即便如此，其坚固的根本却还是通用原型。成功的大师不会放弃基本原则的组合，他们只是不再将其纳入艺术，不再与逼真捆绑在一起。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是音乐、戏剧、文学，抑或是艺术本身，都必须对规则有一定的理解。中国有句俗话说，“人要眼到、手到、心到，缺一不可”。
讲故事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能力，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十分重要，就像呼吸一样。从神话篝火故事到后电视时代的故事爆炸，故事主导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有必要试图去理解它。德拉克洛瓦（Delacroix）语言简练地反驳了对知识的恐惧：“先学会做个工匠，这不会妨碍你成为一个天才。”古往今来，有一个故事主题一直被反复用及——进入丛林，陷入黑暗，却总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