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止息的挣扎
女性在忍受恐惧和不安的同时，也在借助鬼故事发泄自己对社会桎梏的怨恨。幽灵是她们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本身就是虚幻的，也不能让现实生活更有意义。韦尔奇说，在维多利亚和英王爱德华时期，大量的女作家在故事里集中展现了自己对争取女性选举权的狂热支持。这也就是后来幽灵的意象引起人们共鸣的原因。
当然，一些女性的地位在社会中愈发边缘化。在19世纪，女家庭教师和女仆既不能服务他人，也不能受到服务。她们是尤为脆弱和孤独的群体。1958年，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可怜女孩》（Poor Girl）就描绘了这样一位女性。一个名叫弗洛伦斯（Florence）的女孩被来自未来的一个鬼魂纠缠。那个轻佻的游魂让她把压抑已久的激情都发泄了出来。弗洛伦斯低调而寒酸，而那个鬼魂穿着“未及膝盖的束腰外衣，帽子像头盔一样遮着发绿的眼睛，长长的琉璃项链在平坦的胸前摇曳”。
女性创作时多次强调角色内心的悲伤。（图片来源：谢丽尔的相册）
借助幽灵表达不满的还有未婚女性。她们被迫对男性亲友的好意做出回应。人们也期待她们能把自我牺牲和努力工作奉为准则。也难怪，她们会在生活中受到更多的困扰。《不满的灵魂》（The Dissatisfied Soul）是安妮·特朗布尔·斯洛森（Annie Trumbull Slosson）1908年的作品，讲述老处女玛利亚·布利文（Maria Bliven）的故事。在玛利亚的嫂子看来，她是最有能力、最不知疲倦、最善变的人。她总会在别人不欢迎她之前离开。也难怪她在死后也不得安宁。她一直抹杀真实的自我，难道她活着的时候就不是个游魂了吗？
怒火的释放
鬼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女性们压抑的是怎样的情感，它们最终要么反过来纠缠她们，要么就扑向那些始作俑者。与安妮的作品同年出版的，还有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的《整顿》（The Readjustment）。小说塑造的艾玛·约瑟琳（Emma Jossylin）一角劳苦了一生，最终也只有一座矮小破旧的房子、一个庸碌无为的丈夫和一个残疾的孩子。她尽力用一种“坚强、明亮”的方式粉饰一切。奥斯汀如是写道：“艾玛总是希望事情能有所好转。她强烈的欲望中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艾玛死去三天之后，她的灵魂回归了。
这些女幽灵们常常具有很强的同情心。死亡让她们摆脱了社会桎梏；活着的女性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而她们可以充分发泄自己的愤怒。这些幽灵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虽已死去，但却摆脱了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各种身份：顺从听话的妻子，溺爱孩子的母亲，恪守本职的女儿。
雪莉·杰克逊的《挥之不去的山屋》写于1959年，被史蒂芬·金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恐怖小说。（图片来源：Premnath Thirumalaisamy的相册）
几十年之后，家政女皇的崛起让女权主义受到了威胁。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不服气地谴责着传统观念：“我受够了老是写一些短小精致的传记，好像我是一个整洁的小主妇。我才不要像哈伯德大妈（Mother Hubbard）一样坐在柴炉前面天天搅东西！我住在一个潮湿破旧的地方，还有只鬼陪着我。它就在那个我们从未涉足的阁楼里（我觉得它应该是被困住了）。我搬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黑蜡笔在门槛和窗户上画驱邪的符咒。事实证明这样做有用。”（这些言辞选自一本新出版的文学杂集《让我告诉你》（Let Me Tell You）。但是她那本1959年写的《挥之不去的山屋》（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被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恐怖小说。）
通过写鬼怪小说，作家们诉说着内心不能言说的想法。真正不息的是她们的精神世界。当沃尔顿承认鬼怪小说让她倍感不安，她就一把火烧了它们。不过这并非她的本意。她和其他女性作家的笔下的鬼故事，常常惊险万分，让人战栗不已。正如吉利安·比尔（Gillian Beer）所述，这种小说描绘的“不是死者的复兴，而是死者的革命”。也只有女性才能把这一切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现在故事背后的秘密揭开了。或许，你准备坐下来阅读吉利安·福林和苏姗·希尔笔下这些满是鬼怪的故事之前，会想再去检查一下后门是不是关好了。
原文选自：BBC
